不可一世的魏忠贤怎被此人吓哭

他大杀四方，内阁东林党、边帅熊廷弼都不放在眼里，但在他如日中天时，一个人，做出一个举动，却将不可一世的他吓哭。

话说这个不可一世的人就是魏忠贤。天启六年，斗败了最大政治对手东林党后，他领导的阉党已经一党独大，魏忠贤总揽朝政、权势达到顶峰。由中央最高学府到地方官员，纷纷向他表忠。大明最高学府学员——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写下了一封倡议书，要求在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西门处，修建魏忠贤祠堂，于邻近东门的孔庙遥相呼应。有了马屁精开先河和皇帝的首肯，各地官员纷纷上书，争先恐后地打报告，要求在各地建立金碧辉煌的魏忠贤祠堂。

魏忠贤祠堂兴建之后，各地军政要员经常在祠堂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祭拜活动，他们在魏忠贤塑像跟前三拜九叩、山呼“九千岁”。当时的魏忠贤，真个是人人顶礼膜拜。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词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啬。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一时充斥全国。无数的赞美诗，铺天盖地而来。

从天启五年七月绞杀东林六君子，到天启七年八月天启时代终结，这两年零一个月，是阉党党首魏忠贤的绝对统治期。大明王朝这两年虽然年号仍称天启，但实际上已进入“魏政”时代。

但是，一片逢迎中，却出现一个异类，有一个人不拜魏忠贤，而且还要公然把魏忠贤拉下马。

这个是谁？辽东督师孙承宗。

天启末年，一场“清君侧”事件曾经在进入死亡倒计时的大明上演。

提及辽东督师“清君侧”，必须先交代辽东形势。

此时的辽东，女真人最大做强，已经是大明的第一边患。而魏忠贤是个任人唯亲的主儿，他主政后先任命干儿孙高第经略辽东。谁都知道这个高第是个十足的庸才，而且胆子特别小。据说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后，吓得放声大哭。到前线后，他首先下令关外军民放弃堡垒，撤到山海关内来。在他看来，孤零零的几个堡垒，怎么能守得住？还不如自己撤退。一时间，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弃，10余万石粮草弃于空城。关外军民被强行驱赶入关，一路上死伤无数，哭声震天。幸亏当时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坚决不肯撤退，保住了宁远孤城。也正是这座孤城，后来顶住了努尔哈赤的猛烈进攻。

于是，为了保住魏家天下，魏忠贤对人才不得不用。他在杀掉东林党胁从熊廷弼后，换了袁崇焕。袁崇焕随即羸得天启六年的宁元大捷。这场战役，袁崇焕以两万宁城守军大败后金六万军，这是明朝与建州女真建立的后金交战以来，首次明军打败后金军，此役明军杀伤后金军1.7万人，挫败了努尔哈赤夺占辽西和山海关的企图，把彪悍的八旗军挡在了山海关外。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宁远遭到用兵44年来最严重的惨败，不久驾鹤西去。据传，他是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打成重伤，伤病加郁闷，恨恨而死。袁崇焕由此一战成名，成为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数月之间，擢升辽东巡抚、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全权负责辽东防务。

袁崇焕被朝廷嘉奖后，不负众望，连战连捷。第二年即天启七年六月又取得宁锦大捷，再次将八旗军击溃，保住了宁远和锦州，使天朝保住了威严，恢复了自信。宁锦大捷胜利在北京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举朝上下欢欣鼓舞，认为辽东形势有了转机，朝廷对有功人员不吝封赏。

但是，这一次大捷封赏，却出现了滑稽现象：有功的、无功的，有关的、无关的各方面人员大肆封赏。数百人被加官进阶，魏忠贤的那个侄孙、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魏鹏翼，也是在这次封赏中因“功”被封为“伯”。而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焕，却是先升后降，加一级虚衔，而后免除了巡抚实职。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袁崇焕得罪了魏忠贤，拂了厂臣的意。在中国，业务骨干往往都是情商不济的人脉低能儿，军事奇才袁崇焕也是这样。本来，为了留在边关杀敌报国，袁崇焕他对魏忠贤一党委曲求全。在给魏忠贤建祠的热潮不断升温的时候，他还同蓟辽总督阎鸣泰等人联名疏请，在宁前为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这个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许，并且亲定祠名为“懋德” 。但即便是这样，魏忠贤也没有完全看上他。

对于袁崇焕的解职，魏忠贤也没有说出过什么正当理由，只用“暮气难鼓”四个字敷衍。但实际情况却是，魏忠贤派爪牙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守锦州，八旗军围攻锦州，向宁远袁崇焕求救，袁崇焕为破除后金“围点打援”企图，没有分散兵力派出援军，刘应坤这些人吓得要死，担心被八旗军包了饺子，所以事后向魏忠贤告状。于是魏忠贤开始忌惮袁崇焕，对他防范式打击。

魏忠贤为什么要忌惮、防范袁崇焕？

这就接到“清君侧”事件的话茬了。在袁崇焕之前，魏忠贤专权伊始，曾遭到袁崇焕的前辈领导孙承宗的“反恫吓”。

天启末年，在魏忠贤血洗东林党时，他就担心一个人会反。这个人就是掌兵的东林系官员孙承宗。

孙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伟，声音浑厚，文武全才，忠烈刚勇，是见证晚明败亡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而后转拜中允。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孙承宗出任应天乡试主考官，因试题上引用了自己语录而遭到党同伐异的保守同僚忌恨。危难之际，孙承宗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帮助，孙承宗得以相安无事。于是，从此与东林结下不解之缘。

天启元年即1621年，孙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给皇帝朱由校讲课，相当于准帝师。他讲课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赏。这一年，后金入侵辽东，辽东全线吃紧，朝中大臣认为孙承宗知晓兵事，推举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朱由校于是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兼任东阁大学士。 天启二年，广宁惨败，熊廷弼被罢免后，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辽东决断。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

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亲自镇守关门。扩充军备，整肃军纪，辽东前线面貌焕然一新。天启四年即1624年，就在东林与阉党决战年头，辽东前线却一片利好，孙承宗威望日盛。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史书评价，“关门息警，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也就是说，朝廷不再为辽东担惊受怕了，前线相对安定。

因为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急于扩张势力的魏忠贤也一直想拉拢他，曾派亲信向孙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孙承宗一声不响，没有任何回应。魏忠贤热脸贴冷屁股，因此忌恨孙承宗。魏忠贤迫害朝中大臣，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驱逐出京时，孙承宗正在巡视蓟州一带，得知东林受迫害，他想为东林人喊冤，但担心上疏皇上未必会亲自阅览，他了解到天启帝要过万寿节，于是以贺寿为由请求入朝，希望面陈意见。

拥兵数万兵马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这是不是要“清君侧”？《明史：孙承宗传》记录：“忠贤甚悸，绕御床哭”。即魏忠贤得知此讯非常紧张，在天启帝床边上打转，急得直哭。

于是天启帝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圣命：“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没有圣旨，不能私自离开前线阵地，否则严惩不贷，并由兵部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

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已到通州。此刻，留给孙承宗的就两条路：遵旨，造反。而后者是打破大明历史记录的。我们知道，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没一个反的。乃至统兵打仗的臣子，也没有敢对皇帝说个“不”字。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说一说。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君主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专权下的僵化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处于主导地位，武将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沿袭两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设计，保证了皇家政权稳定，没实权的武将很难造反。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很差，就和他们的兵制有很大关系。两宋时期，军队的招兵，统兵，调兵是分离的。宋朝的开国者赵匡胤原本是后周一武将，发动兵变做了皇帝，为了避免别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开创宋后，在军事上搞三权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统兵，枢密院调兵，他们都对皇帝负责，确保兵权在皇帝手上。但是，却不能确保军队强大。更不能保证军事人才辈出。

明朝的情况与宋朝大同小异。明军最多时常备军即有二百万之众，但究其实质，这是一支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半支士兵半支农民武装水平。明朝的军制实行军户制，即常备军由全国约两百万军户提供兵源，这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出壮年男子一名从军，世世代代相因不变。朱元璋当年制定此策，不过是为了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以避免军人拥兵自重的后果。终明朝一世，文官总是以总督或巡抚的高级职位处于冲锋陷阵的武将之上。甚至后来，皇帝派出亲信的太监出任监军。太监指挥武将作战，地位也在武将之上。一个战功显赫的武将，在皇帝眼里，还不如一个只会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环境下的武将，纵然想反，反得成么，能有多大作为呢？

我们看后来明朝的将官，在危机时刻，有向外敌投降的，但却没有独立起兵造反的，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名将大帅，君主一出场，他们便唯命是从。

而东林党受迫害，情况也是这样。同党遭难，前方统兵的孙承宗犯难。 

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魏忠贤狐假虎威为所欲为，如果孙承宗抗旨勤王，未必不师出有名、旗开得胜。

然而，孙承宗最后还是选择了遵旨。

儒家忠君思想和军制上的束缚，令孙承宗这样的儒将早已断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脉。撤回到驻地后，孙承宗愤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