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后,很多汉族士人为了“全节之志”不剃发,奔走呼号,其中“明末四大学者”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分别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之瑜。
但最终三人被迫剃发,包括写下《断发》诗的顾炎武(一旦持剪刀 ,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我们现在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存世的画像,脑袋上都戴个头巾,恐怕就是因为大半个脑袋是光溜的。史料显示,顾炎武、黄宗羲这两年肯定是剃了发的,王夫之存疑,唯有朱之瑜,堂而皇之保住了汉民族衣冠,实现了“全节之志”。
朱之瑜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保住民族气节的他,又悟出了什么道理?
朱之瑜,又称朱舜水,浙江余姚人。据《朱之瑜评传》记载,朱之瑜本是皇族出身,与朱元璋子孙是一家子,但自小家道中落,家境清苦。虽然物质生活很差,但他精神上却一直保持贵族姿态。他为人正直诚恳,不肯趋炎附势、阿谀奉迎。在他37岁时,有人带了家谱找他,给他找了比本朝皇族还耀眼的身份。这人说自己是南宋朱熹的后裔,认朱之瑜为同族。朱之瑜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同族人都同意,但他毅然予以拒绝。各位须知,自明以来,理学宗师朱熹仅次于儒家鼻祖孔孟,已成为后封建王朝的圣人、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偶像,文人士子皆以攀附朱熹为荣耀,但朱之瑜却认为:“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说人贵在自立,没必要抱名人权贵大腿,足见人格品味之高。
从儒家学派角度讲,朱之瑜可谓东林学派嫡传弟子。他的老师吴钟峦是晚明清流名士,师从东林书院两代山长顾宪成、高攀龙。在老师的影响下,朱之瑜陶冶的是正气与实学之风。明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三十九岁的朱之瑜考取恩贡生。人人以为,他从此会进入官场,飞黄腾达,而他却拒绝当官,选择做一个学者。为什么?因为此时大明王朝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国家政治变得越来越黑暗,朱之瑜认为自己绝难成为当时官员那样无耻之人。况且,他早看透了那位“励精图治”的崇祯帝,野史记载,他曾经对不解的妻子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出来做官,可能会官运亨通,然后就会建言国事。说的话皇帝肯定不会听,轻了就会把我问罪,遇到祸事还会拿我顶缸。
对比东林前辈的遭遇,朱之瑜的预言确实够准。可以说,他早已看懂,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已经无可救药。他认为“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一个士人的成功,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而在于干成多大的事。社会应该按成就大小,而不是按官位的大小尊重一个士人。朱之瑜立下的是济世之志,希望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感受到官场黑暗的他,所以辞官不做,从崇祯年间起,先后十六次拒绝朝廷的邀请,专注学问。
六年后即崇祯十七年,朱之瑜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明朝北京政权灭亡后,朱家残存皇室虽然建立南明小朝廷,但无力支撑局面,趁火打劫的清兵南下攻明,南明战场上节节败退,朱之瑜有家难归。老家余姚也被清兵占领,浙江剩下了最后一个抗敌据点——舟山群岛。此时群岛集结了大批败退来的军队与官员,围绕在监国鲁王朱以海周围,其中就有后东林学者、朱之瑜老师吴钟峦,他也赶到这里辅佐鲁王,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朱之瑜也跟流民退到这里。无路可退、从不与政府合作的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身抗清,全力救国。
但是,鲁王的乌合之众实在不堪一击,于是决定向海外借兵,其中主要借兵对象就是日本,多次派人赴日,希望与日本结盟共同北伐。
在借兵日本上,朱之瑜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
现在中国人去人日本,应该是件很简单的事,不过三小时航空旅行,就能从北京飞到东京。但是,三百年前的运输能力,与现代呈霄壤之别,天上不能飞,海上船帆又经不起大风浪,所以东渡日本往往费尽周折。
无疑,除了看本国学者的面子,日本幕府还看中了朱之瑜的才学。朱之瑜虽然也是儒门弟子,但他的学问讲究 “实理实学、学以致用 ”,认为 “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这与东林学派一脉相承,也与日本的“实言实行”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一拍即合,所以,朱之瑜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器重,自抵日之日起,日本达人纷纷拜师,继安东守约之后,朱之瑜的学生遍布日本,其中包括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开创者)的孙子、水户藩主德川光国。
朱之瑜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胜国宾师”,尊以师礼。因其年长,不便直接称名,便希望朱之瑜起一名号,以方便称呼。朱之瑜想一想,说,就叫“舜水”吧,因为家乡余姚有一条河叫做“舜水”,以示不忘故国之意,由此,朱之瑜始称“朱舜水”。“朱舜水”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东林学人朱舜水开始了在日本的讲学岁月,二十年时光流逝,他创立的“水户学派”形成规模,这个学派以朱子理学为基础,强调尊王一统、大义名分,与东林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东林学种,朱舜水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日本讲学,成为日本那段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他讲授的内容虽然听起来有点儒家老调重弹,从思想上无甚突破,但此间转化的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尊王攘夷”的精神力量,却是不可低估的。擅长拿来主义的日本人——朱舜水的日本众门徒们,学以致用,把此学转化为日本尊王说,鼓吹国家强盛需要一个正统权威,后来严重影响了明治维新中的尊王派。
东林学人朱舜水一边在日本讲学,一边念念不忘故国亡国之恨。在日本他写下了《中原阳九述略》,总结了明亡两大教训:
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学术虚伪。
朱之瑜说,“中国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朱之瑜分析道:我们大明王朝与其说是亡于外敌,不如说是亡于自毁,这就像一个木头,生了虫子的道理一样啊。一个木头是先朽了,而后蛀虫才会来,不存在木头没有朽,而蛀虫生出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