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代领导人缘何都有教师情结
2019-09-10 07: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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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第一代领导人缘何都有教师情结

     1970年12月,毛泽东向来访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了很著名的一句话:
    “所谓的‘四个伟大’很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
     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文革”中期,炙手可热的接班人林彪通过盛赞毛泽东“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抬高自己、抢班夺权。
     毛泽东对林彪“醉翁之意不在酒”之行为开始戒备和反感。讲这番话明为个人崇拜降温,实为降下林彪的温度。
    然而,“导师、领袖、统帅、舵手”四个称谓中,毛泽东唯独对“导师”情有独钟,愿意保留。可见,在他自愿表达的心声中,植有根深蒂固的“教师情结”,这种“教师情结”所为何来?
国共第一代领导人缘何都有教师情结

   自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发生革命热潮,无论是蓝色阵营还是红色阵营,都出现了不少教师出身的政治家。  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直至率领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的毛泽东。他们都有教员的身份。
    陈独秀和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政治领袖,首先不是因为先生的资质,而是先生的性格。即他们不同于传统先生,都是叛逆老师。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具有叛逆性格的狂狷之士:一个特立独行,是愈挫愈奋的终身反对派;一个冲决网罗,是千古难寻的造反英雄。
     他们的性格同旧社会先生泾渭分明。即与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们厌恶中庸和谐、温柔敦厚、明哲保身、行不逾矩的人生风格,内心里始终潜伏着骚动不安的心理冲动,渴望彻底打破温柔和谐而令人窒息的平衡。他们不欣赏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气质和“温良恭俭让”的生存风格,崇尚的是鲜明热烈、酣畅痛快的叛逆人生。
       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根本找不到臣服、屈从、退让之类的字眼。他们的生存意志就是大张旗鼓、不屈不挠地向整个不公正的旧世界挑战,而绝对不能容忍卑躬曲膝、甘受命运的摆布,或者主张缴械投降的奴才性格。
     正是这种嫉世愤俗的反叛意识,驱使陈独秀、毛泽东取得了如日中天的显赫威望,创造了开天辟地的政治局面。
     投身政治革命,成为骨干的教师,大都拥有这种反叛精神,红色阵营里的陈谭秋、蔡和森、瞿秋白、董必武都有教师履历。
     转到另一个阵营,国民党那边,教师也不少。蒋介石即便成为委员长和大总统,最能跟他拉近距离的称呼却是“校长”,他最喜欢部下叫他“校长”,尤其是对跑到共产党阵营的昔日学员,如陈赓、林彪等,若当面叫他“校长”,则喜不自禁。可见,蒋介石的“校长情结”亦不可谓不深。而这种“校长情结”显然乃“教师情结”衍生。
     为什么国共第一代领导核心,都有“教师情结”?
     因为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一度推翻了皇帝,但人心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即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与封建社会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所以依然是个旧世道。在这种局面下,政治革命首先是思想的革命。而这种政治革命不仅需要生产革命者,而且需要生产思想。
     如此看来,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成为革命的主角,亦是时代的呼唤, 是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性质的现实需要。
     革命有大、小之别,“小革命”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以达到转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目的,如辛亥革命;“大革命”除小革命的目的外,还要以政治力量迅速改变现存的社会、文化秩序,如法国革命、十月革命,彼时中国政治革命,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始,已经发生性质变化??即是从“小革命”向“大革命”巨变。
     基于改天换地的愿望,教师领袖的理想是再造中国,革命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它的最终目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可称之为意识形态革命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
     所以,在这种“大革命”形势下,国共两党一代核心领导人都拥有“教师情结”。“做校长的好学生”、以及“做主席的好学生”,成为国共两党领袖最垂青的追随者表达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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