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东林党，复社有点特别。东林专注朝堂，而复社更加注重把持科场。请欣赏本人新作《东林沉浮》选27— 

      崇祯时期的复社人何以称霸科场

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以东林后继人自居的社团“复社”宣告成立，“复社”号称“小东林”“嗣东林”“从之者几万余人”。

他们是在崇祯为东林平反之后即刻成立的。为首者是在野名士张溥。

张溥，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因母亲是婢女，所以从小遭到“下贱人般”的歧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奋发图强，刻苦好学，小时候便有神童之称。张溥一个读书习惯，一般人不及，即“七录七焚”——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烧掉，如此反复七遍，强化记忆。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持之以恒，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他自己的读书室，就叫“七录斋”。如此苦功，自然成就学霸一枚。

但是学霸未必是考霸，张溥在科场一直不顺。崇祯二年，张溥年已二十七，还未考取功名，但已声名鹊起。于是他干脆要在民间风云际会了。这年张溥联合江北匡社、江南应社等八大社团，成立“复社”。之所以称“复社”，是因为他们的宗旨是复兴古学文化。

当然，现实中，复社影响力却不止学术与文化领域。

东林书院的传奇对张溥影响很深，我在民变一节所提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张溥在崇祯元年平反东林后所作。

作为复社创始人，张溥处处高仿“东林先生”顾宪成。他也十分注重朝野互动，“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张溥后来也考中进士，成为皇家秘书储备人才——翰林庶吉士，这是个虚职，最后终生“曾未一日服官”，一生也没得什么实缺，没任一官半职。他长期居住乡野，但其影响力却不次于朝中大佬，可以和权臣一起“遥执朝政”。复社有两大台柱子，通称“二张”，一个是张溥，另一个叫张采，也以嫉恶如仇、藐视权贵著称，他在朝为官，官居礼部员外郎，通过复社与张溥一统大江南北清流。张溥称“西张先生”，张采称“南张先生”。

从影响天下舆情的形式而讲，比起东林党，复社有点特别：东林专注朝堂，而复社更加注重把持科场。也就是说，复社门徒在科举考试中的影响力比昔日的东林党要更大些。

也许有的朋友会问，科举考试在明朝非常严，有那么大“作为”空间吗？

可以说，明着作弊难，顺水人情易。明朝 “科场私授状元”事件比比皆是。

诸如永乐朝，朱棣宠臣解缙做主考官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明人笔记《万历野获篇》对此事进行了较为生动的记载。

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春，朝廷举行科举大考。

此时正是解缙的人生得意期，他和皇帝的关系无比亲密，故被朱棣任命为主考官。春风得意的解考官想亲手缔造一个老乡为当朝状元，于是将殿试考题泄露给自己看中的一个考生，江西老乡曾棨。结果，有了准备的曾同学在殿试上发挥出色，高中状元。这事引起了天下举子大哗 ，认为“内中必有地方乡故的隐情” ，史料称 “然则曾襄敏(曾棨)重名高第，亦不免以关节得大魁矣”。曾同学虽然也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可还是因为这事得了个“关节状元”不好名声，所谓“关节”，就是靠人情、走后门。但因为其时考官解缙正受皇帝的宠，所以事后也没有受到追究。

话说回来。史料显示，复社可以通过公荐、独荐、转荐等手段，影响科举。当时读书人凡是入复社，就有中科举当官的希望，这也是天下举子对该社趋之若鹜的一个重要原因。复社既有登龙门之术，自然吸引广大士子加入，拥有雄厚群众基础。而“保送”复社中人得中科举，又能增加庙堂内自己人的说话分量，长此以往遂形成强大气场，复社掌门人的影响力自是不小。

但是，带着各种现实利益想法的人来了，就必然鱼龙混杂，所谓独立社团的纯洁性乃至独立性就不能保证了。复社如日中天时，人员成分越来越浑浊，甚至混入了大量宵小之徒。连复社自己人编写的《复社纪略》里都承认：只要能给够赞助，就能顺利加入。有了复社的招牌，便能在地方吃得开。还有些地方的人，更借着复社的关系网大搞腐败，尤其是每到科举的时候，打着给复社扩大影响的旗号，其实却暗地里黑箱操作谋私利。所谓“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蹿于其中矣。”一些沽名钓誉的人，追名逐利的人，都通过各种“投名状”方式，混迹其中了。

如此一来，所谓读书人的气节也就难保了。

这个样子的复社，还想学前辈东林，影响天下舆情，就得无所不用其极地与各种势力作斗争了。

声名鹊起的复社，不久就和东林前辈一样，陷入党争怪圈。

复社势力扩张，引起了执政大佬、官场老滑头温体仁的反击。俨然嗣东林师徒们已经动了温浙余党奶酪。双方开展了一场持久战。温体仁仿效魏忠贤整东林党的手段，也来个按图索骥，令他的弟弟温育仁组织人作了一本《绿牡丹传奇》，影射复社的各种丑恶现象，温育人还命人将此书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四处演出。

复社也不甘示弱，他们联名上疏，要求毁禁此书、追究作者责任、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狱。此外，还召开大会云集数千会员，义正词严声讨温体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