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老师为何教不出好皇帝

      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宫廷教育，尤其明代，因为多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特别重视。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终明十六帝，多“无赖儿郎”（鲁迅先生语）。这是为什么？

就事论事，不妨拿明朝中后期张居正和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案例来说一说。

请输入图片描述

提起张居正，那是一代名臣，也是著名帝师。从大明万历元年即公元1572年、朱翊钧十岁登基起，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就一边辅佐一边教育皇帝。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也对张老师言听计从。但到了万历十年，皇帝二十岁时，张居正猝逝。老师尸骨未寒，即遭学生反攻倒算。万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万历皇帝正式宣布对张居正治罪抄家。短短几年,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张居正是怎样一个老师，教育出这样一个狂徒？

我们不妨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三方面寻找答案。

先看教育内容。

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时还是一个10岁小孩子。年幼的皇帝也像一般读书人一样，要学习儒家经典。史料记载，为因材施教，李太后还让张居正为小皇帝亲自编写教材，张居正也非常用心，编了本《历代帝鉴图说》，书中讲了117 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生动有趣，堪为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奉为皇家经典教材。

从这些教育内容，看不出什么问题，都是教皇帝学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项：教育方式。

不少史学家认为，万历的叛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张居正教育方式过于严厉。

比如，朱翊钧十一岁时迷上书法，即受到老师限制。在张居正看来:“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 朱翊钧刚满十四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进呈宝训，进呈御札等等，使一个少年背负重担，无暇业余爱好，过早失去了金色年华的乐趣。

张居正笃信传统的“严父出孝子”，是个近乎苛刻的严师，他的严苛会令学生逆反，恐怕也是万历皇帝变脸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主要问题恐怕还出在最后一项——

特殊的雇佣关系及教育制度。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关系，打个比方，很像现在职业网球手和教练的关系。

当代体育迷应该知道，体坛上的最不好干的教练是哪一项？不是足球，当然更不是乒乓球，而是职业网球。

这项差事为何不好干？因为职业网球手敢对教练颐指气使、大喊大叫。这是特殊的雇佣关系所致。网球选手直接负责雇用、解雇以及给他们的教练发薪水。一个既是学生又是老板，一个既是老师又是打工仔，关系非常微妙。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网球教练,在你张口训场上球员前,得三思而后行。须知场上选手才是你的银行。在不少职业网球星的心目中,甚至会认为教练能够与他们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荣耀。

无论多么优秀帝师，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往往失效，就有类似网球手与教练的特殊雇佣关系作祟。比如万历帝、张居正这对师生，万历帝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长大后的万历皇帝心理和职业网球星他们的心理是一样一样的，原来自己可以随时炒掉大牌教练。那么当初他凭什么对我吆五喝六呢？即便自己成绩糟糕，也与自己无关，完全是教练的责任。

更要命的是皇权制度本身问题。长大亲政后的万历皇帝大权在手，天马行空，无法无天。于是享受九五之尊的他心态发生剧变。昔日帝师严厉斥责的声音，变成了奴大欺主。从而心中燃起复仇和放纵烈火，一心“追仇居正”。

可见，归根结底，好老师教不出好皇帝，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问题。就中国传统教义而言，不论儒、法、道、佛的主张有多少差别，但都崇尚道德自律，而优秀帝师失败案例比比皆是。这说明，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君主根本行不通，只有抛弃对自律的幻想，从自律以外的途径，寻找制约君主的法治方案才行。当然，这种方案肯定不在封建帝制的框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