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9—— 

         炮制胡党案的朱元璋堪称故事大王

杀掉汪广洋后，五个中书省大员，朱元璋已干倒四个，最后，终于轮到胡惟庸了。

洪武十二年七月，朱元璋进行了收网前的最后布局，将亲信大将李文忠从陕西调回京师，提督大都督府事，以备军队随时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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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这边调兵遣将，胡惟庸也没有坐以待毙。

朱元璋准备对胡惟庸下手前，做了大量情报工作。特务发现，胡府气氛紧张，一会平凉候费聚进去了，一会吉安侯陆仲亨出来了，特务发现胡惟庸不仅与几个侯爷来往频繁，而且还勾搭上了一个特殊人群。这些人与胡惟庸如影相随，怕是会搞出更大事情。于是马上报告朱元璋，朱元璋怒不可遏，决心对胡惟庸提前下手！

那么，这类与胡惟庸如影随形的人群是什么人？

日本人！   

 这是胡惟庸的一桩奇罪，因为这个发现，后来朱元璋在处理胡党案时，发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名。这起史无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简称，不是蔑称，古代日本也是接受这个封号的，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才改称日本。按照朱元璋后来的侦破结果，胡惟庸不仅成了中国最后一个丞相，而且还创造一项中国历史纪录——勾结日本的第一个中国国字号汉奸。在胡惟庸之前，中国还从未出现与日本有染的乱臣贼党。

    那么，话说回来，这个朱元璋发现的日本是谁派来的？胡惟庸是怎么勾搭上日本人的呢？具体说来又牵出一大案：林贤案。

林贤是谁？明史没有这个人的列传，只说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卫指挥史。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是明中国东海门户。拿今天话来说，林贤身份相当于中国东海舰队司令。

明朝对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一个很诡异的谍战故事——

这位林指挥史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早在进京述职时，胡惟庸就吃定了他，准备将他发展为自己死党。如何利用这个家伙为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给林贤设了个套，告诉他有一对日本商贡船要经过他的防地，让他当做倭寇船打击，出动官船去火烧一气，然后，向朝廷报告“抗倭大捷”。于是一心想邀功求赏的林贤如是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后捅刀子，向朱元璋揭发这起“火烧战船”的游戏，结果林贤遭到重罚。处罚的方式比较诡异——撤了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是发配日本。而更诡异的是，过了三年，胡惟庸派人去日本，暗自将林指挥召回，威胁加利诱，使林贤别无选择，成了胡党一员。胡惟庸与林贤共商大计，主要思路是借兵日本，里应外合，阴谋颠覆洪武政权。由此，林贤领命，回到日本开始准备。

随后，这起谍战剧除了胡惟庸和林贤外，出现第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日本高僧如瑶藏主，这个人明为高僧，实际上是高级刺客。朱元璋发现的，那个往来胡家大院的人，就是如瑶藏主使者。

在巨大的物质利诱下，这个如瑶藏主与林贤一拍即合。杀手嘛，出个好价钱就干。两人筹划配合胡惟庸变天的一条毒计：带四百日本武士，扮成僧人模样朝贡大明，向朱元璋进献巨烛，也就是大蜡烛，里边藏着兵器暗器，伺机暗杀朱元璋。我们知道，日本武士搞暗杀可谓天下第一，他们一不怕死，二拥有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如果这伙人真靠近朱元璋，洪武大帝还真凶多吉少。

但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没等胡惟庸和日本人动手，朱元璋先下手了。

首先是涂节反水事件。胡惟庸的马仔、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有谋反计划。有史料称，涂节反水，是朱元璋策动的结果。要除掉胡惟庸，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而且总不能让皇帝自己去说，得由臣下发难才好，挑来选去，这个叫涂节的大臣被皇帝挑中了。涂节在胡惟庸手下做事，又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很是合适。　　

涂节反水后，朱元璋就有了抓捕胡惟庸的第一手证据。但朱皇帝还显不够，继续整材料。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正月，“云奇告变”事件成为朱元璋收拾胡惟庸的临门一脚。

所谓“云奇告变”，说起来比较诡异。

《明史纪事本末》对此记载：“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駃，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

说有个叫云奇的内史火线告御状，发现胡惟庸酝酿的一起重大政变。说胡惟庸大宅墙道里藏着士兵，宅院旌旗招展，刀枪林立，这是意图兵变迹象。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闻讯迅速采取行动，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抓捕胡惟庸及其党羽。胡惟庸顷刻倒台。

   朱元璋拿下胡惟庸后，宣布立案侦查。随后，他用了大量时间，来对付日本人的刺杀行动。而不知道日本人那边，是情报工作不利，还是明朝对日本封锁了消息，总之胡惟庸出事后，林贤伙同日本如瑶藏主带四百武士，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如约入境了。早已识破此计的朱元璋，将计就计，设个反埋伏，来个请君入瓮，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假朝贡真行刺最后没有成功。四百日本精兵全被朱元璋发配到云南边疆，当边民去了。

这起暗杀事件自始至终没有胡惟庸身影，但却成为胡惟庸里通外国的铁证。破获此案的朱元璋很兴奋，将林贤案视为胡党案重大突破，排在胡党案第九系列。列入亲自牵头编写的反面教材《大诰三编》。

但细心的人们发现，此案有很多可疑之处，我归纳为三大疑点：其一，当时日本并非明朝藩属国，何以成为接受明朝官员流放地？其二，明初日本内战不绝，自己国家尚未统一，有何实力去颠覆他国？其三，时间对不上号。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发，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而日本史料记载，洪武十六年，如瑶藏主入贡大明。也就是说，这三件事，每个相隔三年，那三个人，谁也不挨谁。不能排除，朱元璋在定胡惟庸通倭奇罪时，发挥了丰富想象力，愣是把三个故事整合成了一个故事。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非要把胡惟庸和日本人连在一起呢？

     我试着挖掘了一下这段历史， 从一段洪武大帝的抗日神剧中找到了答案。

 纵览中国历史，凡是建立中原王朝皇帝，登基后经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总有外敌与中原王朝并存。这些外敌大多从陆地而来——大多为与中原接壤的草原游牧部落。作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但情况有些不同。一部分外敌从海上而来。其中，来自日本的倭寇骚扰最早最频繁。

     这些日本倭寇，战斗力极强，凭着十几条船只，在中国东南沿海如入无人之境。

必须指出的是，元末明初时的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浪人武士海匪。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他不得。

   倭寇之乱从元闹到明，在大明初期愈加厉害。碍于日本海盗越闹越凶，明太祖朱元璋登大宝之初，就马上做了一件事，派使臣向日本下国书。主要向日本表达两层意思：一希望他们来朝拜新中华之主。二是责令他们配合大明围剿扰明倭寇。

但是，使臣到达日本后，令朱元璋惊呆的事发生了。

日本不仅没来朝贡，而且还砍了使者的脑袋。这是怎么回事呢？

史料显示，日本时值南北朝时期，南强北弱，南朝的实际统治者叫怀良亲王，所谓亲王，不是皇帝的儿子就是皇帝的兄弟，是仅次于皇帝一等王爵。据说这位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之子，作风强硬，他斩杀大明使者，明摆着是向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示强。

  那么，小小日本，为何敢对大明示强？想当年，汉唐时代中国使者去日本，日本王室都是高接远迎，为何此时对明朝翻脸？怀良杀明朝使者底气从何而来？

   日本王室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说起来，与两场历史巨变有关。

   其一，两宋灭亡；其二，日本抗元。两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日本对汉唐文明顶礼膜拜，对宋文化也是崇拜有加，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记载，北宋时期，日本女子尚以与中国男人发生“一夜情”为荣。南宋遗民郑思肖 《心史》记述，南宋灭亡后，日本还曾为“华夏陆沉”举国致哀，全体国民身着丧服，西跪三日。大家知道，宋亡的真正标志是崖山海战。南宋守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结果宋军覆灭，十万军民殉国，丞相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八岁的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

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先河。宋亡后，华夏的正统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破灭。不少日本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华夏”。对于那时中国，日本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榜样破灭的遗憾，另外还有此消彼长的心理变化。忽必烈灭宋后，驱战船直取日本。借助“神风”——其实也就是台风，日本两次打败蒙元远征军。通过抗元，日本信心和野心大涨——蒙古灭宋，却不能灭日。中国不过如此，我们有朝一日也可以征服之。虽然百年之后，朱元璋率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野心暴涨的日本人眼里，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他们不拜元，也不拜明。

所以，怀良才敢于斩杀大明使者，他一不认大明为中华正统，二是通过朱元璋示强树立国内权威，他料定明军不敢来打日本，忽必烈办不到的事，朱元璋也未必能办得到。

果然，朱元璋没有让怀良感到失算和后悔。

 很多爱好历史的观众都知道，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日本恨之入骨的皇帝之一。朱元璋为什么恨日本？上边这个故事已经交代清楚了，倭寇骚扰，使者被杀，日本朝野都不买他的账。但是，朱元璋终其一生，却没有跟日本开一仗。即便使臣被杀，也没有对日本兴师问罪，这又是为什么？

这可以从后来朱元璋留给子孙的铁券丹书中寻找答案。

朱元璋临终前，曾留给后代子孙一本铁券丹书，明确将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其中，日本赫然在列。其余十四个国家都是谁呢？

“朝鲜、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尼、西洋顼理”。这十五个国家都是什么成分？可以今日名称比照。“琉球”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安南”就是越南，“真腊”就是柬埔寨，“暹罗”就是泰国，“渤尼”就是文莱，“苏门答腊”“瓜哇”属今日印尼，“西洋顼理”有说印度，“占城、三佛齐、白花、湓亨”这些古国已经没有了，成为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和印尼群岛一部分。

由此，可一现端倪。这十五个国家有个共同特点，均与海相邻——不是岛国，就是半岛国，均可称得上是海洋国。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朱元璋是个“中国式皇帝”，没有“走向深蓝”之志。对于海战，他既无欲望，也无信心。他给子孙留下的，其实就是“不打海洋国”的铁誓盟约。中国天子只要管好中国事、统治好中国百姓就行了，对夷狄之国，尤其是隔海岛国，力避“劳师远征”。大明战船，是向世界炫耀财宝的，不是炫耀武力的。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奉行的和平外交初衷是好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你不打人家人家就不打你。明初时的日本王室，根本不接受朱元璋释放的善意。他们不仅不朝贡、杀大明使臣，甚至纵容倭寇，对大明沿海主动发起更猛烈的冲击。打又打不得，不打又不消停。怎么办？洪武大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抗日绝招”——令人做了一把仿日折扇，命名为“倭扇”，在扇面上，他提写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反日诗”，名唤《倭扇行》：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折裤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这首荡气回肠的“反日诗”可以在《明太祖集》中查到，是朱元璋的得意大作。你别看朱元璋文盲出身，但经过自学，还成了一个挺不错的诗人。在这首诗中，朱元璋明确将日本定性为“国王无道民为贼”小丑国，发出对日本挑战大明的鄙视，同时，他也料到日本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一大外患。但却没有为本国、为子孙拿出具体的对应之策，只是表示要把日本像折扇一样，“一挥掌握中”。

如此这般，把倭扇带在身上天天握在手上，就等于天天把玩日本，日日抗倭大捷了吧。朱元璋此举，真是够绝，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新境界，不废一刀一枪、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抗日胜利——至少是精神及意念上的完胜。

   故事讲到这里，观众就不难理解朱元璋制造胡惟庸通倭罪的初衷了。所谓通倭罪，实乃一石二鸟之计。朱元璋一看日本烦得慌，二看胡惟庸不解气，所以借题发挥，罗织了“如瑶藏主、林贤、胡惟庸”这个“通倭”的证据链。胡惟庸被云奇告发时，据称宅院里旌旗招展。而区区一宅之地，能有多少兵力？可能朱元璋觉得这样定个兵变也不好意思，所以要给他增加些外国势力。

为了把胡惟庸里通外国的罪行做足，朱元璋不遗余力地追查，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结果又取得了巨大收获。查到胡惟庸不仅“通倭”，而且还“通虏”，就是说，胡惟庸不仅勾结日本人，而且还串通北元蒙古人。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就在胡惟庸死后十年，朱元璋挖出了他勾结蒙古人证据。元朝旧臣封绩被捕下狱，据封绩招供，说胡丞相派自己带信给蒙古，请他们和胡党内应外合，胡党举事时，请北元出兵接应。而据后来历史学家吴晗考证：封绩是江苏人，从未到过北边，但朱元璋及其御用大臣偏偏要逼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罪状，后来觉得有破绽，又将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把他的身份改为元遗臣。

朱元璋不断即兴更改剧本，还有国家外部环境大背景因素。

我们知道，明朝初期，国家安全尚未保障，主要外来威胁就是北边北元和东南日本，号称“北虏南倭”，谁与这两个国家勾结就是大汉奸、民族罪人。

于是，朱元璋就适时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又当了一把民族英雄，特意给胡惟庸加上了“四百日本精兵”，还预备若干蒙古铁骑，如此，一来可以钩出更多故旧勋贵、把他们钉在汉奸耻辱柱上，二来又可以充当一次爱国的民族英雄，从而将本国奸相和敌国贼寇一勺烩，取得尊王攘夷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