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东林党:节士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2018-06-25 08: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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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仅有节操是不够的,但若没有节操,却是万事皆休。请欣赏本人新作《东林沉浮》38大结语——

反思东林党:节士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当代有不少史学爱好者对东林党人嗤之以鼻,却对魏忠贤大加赞赏,认为东林高调误国,魏现实利国。这其实是庸俗史观发酵结果。

  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仅有节操是不够的,但若没有节操,却是万事皆休,必然腐朽!

反思东林党:节士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小结我的这本《东林沉浮》,表面上讲的是清流,而往深层挖掘,却可以透析近代中国士大夫士魂消亡的原委。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是明亡二百年后,中国士人的世象描述。语出清代士人龚自珍《己亥杂诗》。全诗大义就是叹士,中国士大夫胆小如鼠,一些吃喝嫖赌的人成了上流人物,他们没有春秋大义,著述据典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像秦汉齐人田横及其五百勇士那样,守望故地誓死不向征服者投降的死烈之士,一去不复返了。

龚诗所言不虚。近代中国士人不仅是胆小了,志向没了,而且,还渐渐没了尊严和话语权。我们看北宋时期,士人权力的最高代表丞相,在君主面前还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决策权。比如北宋初期的澶洲之盟中,皇帝宋真宗给使者曹利用规定了一百万岁币银谈判下线,而曹使者转身一出来,就被丞相寇准叫住,说,你敢超过三十万,要你脑袋。一个丞相敢这么对皇帝使者说话,可见他的权力也是不小的。但是到了明清,吓死一个内阁首辅、军机大臣,也不敢对皇帝的使者这么颐指气使,况且,使者也不会买账,在皇帝及其使者面前,再显赫的士大夫,也只能插手听命。诸如晚清士大夫中的优秀人物曾国藩,为清廷平息太平天国之乱,当他初战告捷取得武汉战役胜利、朝廷赏赐他署理湖北巡抚他上书向朝廷辞谢时,本以为会受到皇帝表扬一番,没想到却招致咸丰皇帝一顿臭骂:“朕料汝必辞”“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直接骂曾国藩沽名钓誉。得胜的大臣上表自谦,还招致皇帝臭骂,而大臣也不敢生出半点反抗之心。被皇帝骂后,曾国藩的现实表现是,写信告诉弟弟要和他一起忍:“打掉牙齿和血吞。”所有委屈和侮辱,要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下去。

优秀的有战功的士大夫在皇帝面前尚且如此唯唯诺诺,何况平庸的无作为的士人呢?说什么君臣共治天下那都是奢望,唯有 “君尊臣卑”格局下,“谋稻粮”的现实苟且。

回顾历史,中国士人有三个最提气的时代,先秦之后,是三国,三国之后,是清末民初。

为什么无论中外,现代人那么痴迷三国人物?不仅仅因为一部演义小说,也不仅仅因为战争谋略热闹,更重要的是被三国士人的独特人格魅力所感染。三国是士人最威武的担当,先秦士人,虽然阳刚,但毕竟还要投靠明主,依附君主才能做事,后来士人的这种依附愈发严重。而三国士人不然,他们在天下大乱时,出来真正为国做了一回主。历史上,中国的知识精英只有两次这样的壮举,一次是三国,另一次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留日生、同盟会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黎民饱受军阀战乱之苦。曹操、诸葛亮这些士人脱颖而出,他们不仅议国大事,而且还敢干,改变国家命运。作为一个中下层官员,典军校尉曹操行刺奸相董卓,败后回家起兵。作为一个“山野村夫”,诸葛亮骑马都费劲,但并没守在书斋里做“之乎者也”的纯文人,而是适时出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君主刘备死后,他当仁不让,承担了实际最高领导责任,在蜀汉政权危如累卵时,他力挽狂澜,安居平五路,自己不动窝,就令五路来犯之敌即作鸟兽散。这样的作为,岂是文弱书生腐朽官僚所能为?

看中国士大夫史,就品格而言,是一步步下台阶的。古代最佳,中世纪开始下坡路。都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是中国封建历史,却呈逆时针运转。两宋之前,中国士人刚勇并进,两宋之后,却丢失了“真勇”大品,越来越雌化,苟且智慧有余,舍生取义不足,到了近代明末,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可谓跌入谷底。东林的气节成为大明王朝的最后残阳

大明王朝的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口号喊得最响亮,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名垂史册的士大夫,如杨涟左光斗这样的清流士大夫,但主流却不是他们,而是一个庞大的犬儒群。明朝中后期,基本上是太监执国 。这给文人士大夫也造成了太监人格。所谓太监人格,一方面是无能、自卑、压抑,另一方是贪婪、残暴、阴险。显然,这是一种比较阴暗的人格。就像我在本书中提到的顾秉谦之流,这位大明天启年间官至首辅的80岁老翁,就集自卑和贪婪于一身,为了贪恋荣华富贵,竟认50来岁的权宦魏忠贤为干爹。不知人间廉耻为何物!

这样的士大夫,可能在国家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吗?不是带路党,就是下跪党。

但是,这能全怪他们吗?始作俑者不是随波逐流的人,而是兴风作浪者——制度环境的缔造者。明朝开国者朱元璋系贫农出身,登基后推行保守君主专制,无视读书人人格。对士人实行了连蒙元帝国都没用过的廷杖和诏狱手段。大臣一语不合,就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受刑,甚至投入特务把守的牢房,人间蒸发。朱元璋废相压缩士人权力,用特务加八股,为明朝士人奠定的是“尚古”与“尊君”的基调,士人言行不能偏离“四书五经”,天下没有不是的君主,只有不是的臣子。在这种环境下,所谓骨气和气节都是扭曲的,一些士大夫即便还有些气节,但表现方式却令人哀叹——以向皇帝“犯贱”(犯谏)为实现个人最高价值追求,以挨皇帝打甚至被赐死为荣耀,毫无反抗精神与独立意识。

酷刑加侮辱,使得大多明朝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在皇帝面前如同家奴,只能提些为老爷着想的意见。朱家人的江山稳固了,而整个士阶层却失去了活力与脊柱,如此士大夫能抵抗强悍的外敌么?

在太成二祖缔造的恐怖帝国下,明朝的士人除了崇古与尊君,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实现自我的路好走,于是,僵化守旧与奴顺愚忠便成了正统士品。乃至最后,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氏来了,剃刀经书齐下,被驯化的士人,谙习了叩首供奉

近代日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敢冒犯中国,玩起蛇吞象游戏?谈及近代中日差距,很多人驻目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而却忽略了“士魂”二字。两国士大夫精神品性,在历史长路中,走着走着就分了道。

日本的士人,一直保持着刚性品格。而近代中国士人,却无比文弱。日本近代一再侵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不起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腐士

       日本文化学者桑原骘藏一语道破

“在中国有地位、有知识,可充当一般民众领导者的官绅阶级腐败堕落,他们既无精神,也无真心。这种腐败堕落是几百、千年来之积弊传习,无望一朝一夕改变……政体是死的,将其活用的是人。没有最要紧的人,任何政体都是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

人人都知道近代日本的国势强盛,得力于明治维新,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明治维新以前,他们已建立了一种民族精神,就是以武士道为核心的和魂,因为有这种精神做基础,一到明治天皇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之后,国势就立刻强盛起来了,后来日本战后二次崛起,都跟此有关。但是他这种民族精神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就是因为保持着一个始终不腐的士人阶层。即便后来到了穷兵黩武的军国时代,贪腐也多与之无缘。迄今,日本议员的品格,仍不乏古代优秀士大夫品格的参照,喜酒好色者大有人在,但少廉寡耻的腐化官吏少之又少

而近代中国,却没有始终保有一个不腐的精英阶层。这当然与两国的大环境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士大夫自身问题:苟且哲学腐蚀掉了刚性品格,如是富贵能淫,威武便屈,一遇强权暴力即屈身为极其现实的精致利己者

所以,东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节操二字,以及由此支撑的士魂,礼义廉耻。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对于以东林为代表的中国式清流,我们可以深究他们种种痼疾,但切不可过分贬低他们的气节。我们这个民族,无如何都不该少了节士,因为“堂无节士国必朽”,因为大多人做不到节士那样,你要更加敬重他们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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