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之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类“相”
2018-11-04 18:51:37
  • 0
  • 0
  • 0

 内阁之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类“相”

关于内阁,晚清时的中国人并不感到新鲜,因为这本是中国发明。早在十五世纪初叶,中国就有内阁了。

内阁之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类“相”

它的来历是这样的——

公元14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入大明王朝统治期。明朝的第一个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是为洪武时代。这个时代中国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君主高度集权。既然强化君权,则必然要打压士权,士权之首,即为相权。所以朱元璋建国之后,一共任命了四个丞相,看哪个都不顺眼。于是就废的废,杀得杀,相爷们均无善终。最终朱元璋制造了胡党案,利用这起明朝开国第一案,朱元璋将末代丞相胡惟庸连同中国丞相制度一起废掉。废相之后,明王朝再无士人和皇帝争权夺利,但也没人为皇帝分忧。

怎么办呢?超级强人朱元璋可以单干,他的子孙可吃不消。为了寻找帮手,公元1402年六月,通过内战(靖难之役)强行继承皇位的朱元璋四子朱棣(即永乐帝、明成祖),登大宝后马上搞了个特殊机构——内阁。设大学士若干,辅政皇帝。

这就是内阁的来头。发明人:明成祖朱棣。

但请大家注意,明代朱棣发明的内阁,和近代乃至现代内阁,叫法一样性质却大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别,就在“权限”二字。明朝中国搞的内阁,它不是分权机构,而是为皇帝分忧机构,相当于皇家秘书机构,说白了,那些内阁大臣,不是与皇帝分权的,而是与皇帝分活的。

但是,500年后,规矩变了。内阁不是分活,而是分权。

1885年,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宣布立宪,成立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经枢密院推举、明治天皇任命伊藤博文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后称首相)。当时对于内阁的职权与君主的权力,伊藤认识得非常清醒,在众人面前,给出过这样解释:既已实行宪法政治,君主权就不得不受到限制。所以宪法政治的意义就在于君主权受到限制,具体来说就是设置责任内阁与议会。

此言一语道破了日本近代化“内燃机”动力源——

分解了君权,提重了士权,增添了民权。

而此时对面的大清国,也有内阁,但却依然保留明制,它不是分权机构,而是为皇帝分忧机构,相当于皇家秘书机构,时任内阁首席大学士(称“协办大学士”)的,就是此前讲到的马关乞降伊藤博文的李鸿章。因为清朝的内阁协办大学士形式上可以居坐朝堂百官中央,所以李鸿章的“李中堂”的尊称就由此得来。   

清朝的内阁大学士虽然派头不小,但其实和国家大权距离很远。中后期的清朝内阁甚至退为军机处“小打儿”。终清统治中国268年,君主独裁有增无减,士权就是“奴才遵旨”,民权更是无从谈起。

就拿李鸿章来说吧,他与大清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关系,传说很铁。但在太后眼里,李就是个老奴,李的荣华富贵,就是她老佛爷的一纸恩赐。慈禧讲“量中华之物大、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发泄民族主义情绪被西方打败,就派李鸿章前去签约卖国,李鸿章哪次敢说不去?晚清首席内阁大学士,就是为主子忍辱负重的“背锅侠”。即便在大清国形式最高元首光绪皇帝那里,对李鸿章也是说骂就骂。史料显示,每当李鸿章外交失利,光绪就怒责李鸿章,李鸿章只能脱下帽子,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

甚至,就连皇家的奴才也能欺负这位大学士。史载,圆明园守门太监向李鸿章要门包买路钱,李鸿章没理他,结果就被告状整得够呛,为了保住首席大学士之位,他不得不丢了一年的工资,花了“三万九千两”白银去打点皇家小鬼。

马关乞降后,年事已高的李鸿章心力交瘁,为了避避“问责卖国汉奸”风头,他不得不告假休憩。闲居期间,有人劝他引退,但他仍死死保住唯一的头衔——内阁大学士不放,把劝者骂了个狗血淋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大学士就剩下名誉了,这个中堂大人,终生期盼自己得到大权而未遂。

这副可怜的旧内阁大学士,又如何跟近代化的邻国新内阁首相相提并论呢?

日本的内阁首相,即便在天皇实君时代,也是国家的主政者。

根据《内阁职权》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为各大臣之首”,其职责是“奏宣机务,承旨指示大政之方向,督统行政各部”;有权“考察行政各部之成绩,要求其说明以及检查之”,必要时可“令行政各部停止处分或命令,以俟亲裁;《凡法律命令均由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可见,内阁总理大臣是与天皇并行的主政者,日本新政可谓“有限民主”下的天皇首相“二人转”。

史料记载,作为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见天皇,并不需要跪拜,而是鞠躬即可,并且天皇也要还礼,微微颔首。在国家决策层面,基本是内阁议政表决,天皇只需签字即可,并且,天皇签署的圣旨,必须有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即同时签字,才能生效下发。

由此可见,虽然明治宪法规定主权在君,但对于天皇权力的实际行使,却有明确界定,他要受国务大臣辅佐。也就是说,明治天皇作为独立个体绝对不能做政治决定,面对大臣的纷争时,也不能说支持谁反对谁。当时日本有重大决策时,要提前开御前会议,但是天皇在会议上是基本不发言的。史料记载,明治天皇曾留下如是家训:尽量不说话,实在不说不行的话,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这说明天皇的至高权力多为象征性仪式性。比如甲午战争的时候,明治天皇一开始不主张打,表面上说四海为兄弟,实际是害怕打不过,但他的意见没人听。而当战斗真要打,建设海军遇到困难,天皇说我也拿出钱来,海军的事不能耽误,一下子又把反对派说服了。

但总得来说,天皇在现实中很少行使政治权力,实际上起作用的还是议会内阁真正的政治家,包括制定宪法、发展经济、教育等等政策,都在内阁建议之下进行。

从个人成长而言,其时明治天皇也是维新志士们手中的一颗棋子,他登基时只有15岁,是在伊藤博文这些维新志士的培养下长起来的。伊藤博文之于明治天皇,迥异于解缙之于永乐帝,李鸿章之于慈禧,却颇有中国东汉末年丞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境。

正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依田憙家教授所说:“明治维新期间出台的无数大大小小的政策,所有的提案都跟天皇没有关系。明治天皇没有一次说‘你们去这样做吧’这一类的话。”

显然,明治天皇从本质上讲是立宪君主,也是受到法律约束的君主,天皇和大臣都要维护立宪体制。这和大清国天马行空、一言九鼎的太后君主相比,实在是当皇帝当得有些“憋屈”了。

然而,日本天皇的憋屈,正是近代日本起飞的动力源。因为治国,还得职业政治家、真正的精英。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