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讨北洋是“有道伐无道”

1928年春天，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的北洋奉系头目张作霖，内外交困。因为北伐军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北洋政府这个末代政权已岌岌可危。

据历史学者王书君记述，自1926年至1928年，北洋三系与北伐军交战两年，北洋悉数惨败。事后，张作霖大为不解地问儿子张学良：

“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我们有日本提供的飞机大炮，为什么打不过南方这些学生兵呢？”

张学良答：“人家有三民主义，我们没有。”

不得不承认，虽然关于这个“小六子”有诸多绯闻及“花花公子”的坊议，但就观察力而言，儿子确实比老爹敏锐。 北伐学生军，不仅有“三民主义”，还有黄埔军魂。这两样东西令北伐军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站在了“大是非”之顶。可以说，除了军事战斗力之外，这也是北伐军的制胜法宝。

什么是“三民主义”？

世所共知：民族、民权、民生。这是孙中山于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发表的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的中国政治方向。其主旨是以革命确立民主政制，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循序渐进，实现民主建政，然后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建设国家的方略，“把中国造成一个新世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了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思想，得到广大中国进步力量的认可和追随。之后成为脱胎于同盟会的国民党的革命纲领。

那么，什么又是黄埔军魂？且看黄埔军校校门口对联：

“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这就是黄埔军魂的精髓。

历尽血雨腥风、穿梭于军阀枪林弹雨中的孙中山，晚年终于彻悟：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民主武装革命。而且，还要有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民众对国事毫不关心，国家民族观念相当薄弱，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国家，不能团结。”

汉民族长期被称为一盘散沙的民族，推翻了大搞民族压迫的清廷后，本来应该团结一致，富国强民。但是在民国初期，窝里斗却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

追本溯源，中国的“内耗文化”源远流长，这种文化本来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在“只有皇帝是人”的制度下，广大底层民众得不到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如草食动物逃脱肉食动物追逐般相互践踏，没有互相尊重的传统。这种文化基因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因为政治文明的引入而消解，反而因为突然获得的人权而更难把持，人人都想“说一不二”，身处民主国家顶着封建脑壳，利用民主良机做皇帝梦，一度泛滥成祸。

民国伊始，军阀干政，各类军阀主导的政治势力不去寻找相互妥协，双方共赢的方法、不求融见而是相互征战。随后出现的各类政治派别，把不同异见者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他们对政治对手毫不留情，即便在外敌入侵时，在一方抗外敌的时候，还需要提心吊胆地提防另一方。

统则僵，放则乱。一放权就内耗，一统一就独裁。古老大国难以在短时间内领悟民主真谛，收放无法自如，内耗猛于外患，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族莫大的悲剧。

问题出现哪里呢？

信仰，精神，人心。

孙中山在建国伊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立志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新思想把全体中国人的心团结在一起。

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华夏民族需要民族精神，并给出民族主义正解。他说，就历史上民族形成，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血统宗教为范围者；二是以语言、历史、习尚、文字为归者；三是以意志为归者。其中，尤以第三者为最佳，比如瑞士合多民族为一家，出于爱自由、尚自治的共同愿望，为直接民权的实现而合为一体。这种形成的民族是最为优秀的，但是，中国虽然存在着诺大一个民族，却没有民族主义，即缺乏“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他希望中华民族也如其他优秀民族一样，拥有一种共同的、独立的、向上的精神，作为民族的凝合剂，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孙中山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立足世界的根本，就此他打出形象比喻：民族主义好比挑夫抬东西的竹杠，某天，挑夫买了一张彩票，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挑夫把彩票塞在竹杠里。后来，他发现自己中奖了，自以为可以不必再挑担了，兴高彩烈之余就把竹杠投入大海。事后猛醒，自己扔掉的不仅仅是彩票，同时抛去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孙中山对改变人心有着清楚的认识：

“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

从自己革命的教训中，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民主武装与主义传播齐头并进。

黄埔军校就承担了这个使命。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建立。不久，校本部颁布了一首校歌。即《陆军军官学校校歌》，歌词是：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同日，广州长洲岛，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寄语黄埔同学：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这是黄浦精神与黄浦军魂的浓缩。

这样的精神，这样的魂魄，这样的军队，当然战无不胜。

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以国民党为首的民主武装力量，北上讨伐军阀武装，推翻北洋军政府，建立民主政府，凝聚全国人心。1924年12月，北上的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但是，民主革命后继有人。1925年7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政府，翌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北伐誓词，正式向北洋军阀宣战：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据此誓言，看待北伐军讨伐北洋军，显然是“有道伐无道”。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出师前一再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过去比较成功的军事集团，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摹仿三民主义。但因为没有真正的内涵，有其名无其实，所以在三民主义面前，土崩瓦解不堪一击。

一边是有主义，一边是没主义。一边是国民革命的“得道”，一边是北洋方面的“失道”。于是，高举三民主义旗帜的北伐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而另一边统治北京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却不断激起民愤。张作霖在统治北京期间，随意捕杀记者、学生，被全国各界声讨，“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很多学派认为，北洋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

得到民心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北洋三系全线败退，很快就轮到最后一系奉系决战对垒了。坐镇北京的奉系头目张作霖为了保存势力，决定退回东北老家、避开北伐军锋芒。为此，他不顾日本人反对，于1928年6月4日晨，从北京返回东北。结果，专列行至沈阳苏家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毁，张作霖不治身亡。

6月8日，北伐军进占北京。随后，剑指奉系老巢：沈阳北大营。7月1日，奉系统帅继任者、身居沈阳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通电蒋介石，表示“决不妨碍国家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悬挂青天白日旗。

“东北易帜”是北伐成功的最后标志。由此北洋政府彻底被国民政府取代。

可以说，“东北易帜” 除了军事压力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张学良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结果。作为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被他接受。他曾说道：“之所以发生内战并不是全体将士的意愿，而是落伍军阀为一时利欲所迷，将军队作为私产，以反抗为出路，甚至为了一点点利益，便以武力抗争为后盾，一人煽动，朋党附和，于是出现一地作战，全国波及，此起彼伏的局面，如此往复效尤，国家怎能不乱，百姓怎能不苦!” 可见，张学良深知“三民主义”乃大势所趋，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北洋军不敌北伐军的战例，进一步为我们说明什么是现代政治集团与军事武装的“道”，那就是先进的政治信仰。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大是非”。失去这个“大是非”，就是“失道”。占据了这个“大是非”，就是“得道”，便如聚增百万雄兵，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