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怎不给好好先生汪广洋活路
2017-11-29 07:37:00
  • 0
  • 0
  • 0

    朱元璋怎不给好好先生汪广洋活路

和胡惟庸一样,汪广洋生年不详,但却不是寒门子弟。据《汪氏族谱》考证,汪广洋祖上世代为官,祖上汪华为唐越国公,到了祖父汪冠世这一脉,由安徽老家迁徙到江苏高邮,所以汪广洋就成了江苏高邮人。此人小时候很聪明,有神童美誉,师从元朝名臣余阙,还未下山就已是远近闻名才子。元末,汪广洋考中进士,但还没得到实职,天下就大乱了

朱元璋怎不给好好先生汪广洋活路

 因为汪广洋在没下山前就已经成名,所以他的出道和前几位丞相不同,不是主动投靠过来的,而是朱元璋慕名请来的。

元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朱元璋率领义军渡过长江防线。作为一个雄视天下的风云人物,当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闻汪广洋才名,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朱元璋非常欣赏汪广洋的才能和识见,当即留任军中。史料记载,与朱元璋第一次见面谈话后,汪广洋被“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事,参常遇春军务。下赣州,遂居守,拜江西参政。”

朱元璋起初重用汪广洋,是刘备对待诸葛亮的期望值。而此时的汪广洋,还颇有些诸葛亮转世味道。史载他“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跟定朱元璋后,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其《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金戈铁马的铿锵韵律,令人顿生敬畏之感。

洪武元年,即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年,“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将他派往山东,安抚新归附的民众,“民甚安之”。这表明汪广洋不仅能打仗,而且还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因其才能和功绩,“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面临病退,汪广洋被朱元璋任为左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群臣之首。

谁知大明建国后,现实残酷起来,此人显出原形。朱元璋方知此人不是诸葛亮,而是白面书生孙乾。汪广洋表面上羽扇纶巾,实质从性情讲却是个纯文人,胆小怕事。为相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做主。

汪广洋为左丞相时,搭档是右相杨宪。虽然左丞相是中书省老大,但汪广洋这个老大却怕副手杨宪。熟悉明史的读者知道,杨宪乃特务出生,处事霸道、善于专权。汪广洋的职位在杨宪之上,且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但是仍然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汪广洋没有做出有力的辩解,更没有反击。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一拉到底,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感觉处分还不到位,担心他日后咸鱼翻身,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升级,汪广洋被流放,放逐荒僻的海南。

汪广洋被贬,杨宪没得意多久,就被胡惟庸联合李善长搞掉,朱元璋处死杨宪后,召回汪广洋。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启用汪广洋为右丞相。但汪广洋依然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于是,精明强干的胡惟庸被朱元璋安插进入中书省,担任了左丞相。而汪广洋还是一如既往,对朝政几乎不置一词。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

 洪武十年,朱元璋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沉溺于诗酒以自保,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警告。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汪广洋总想无为而胜,所以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在朱元璋征求刘伯温谁是丞相合适人选时,也提到了汪广洋,刘伯温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说汪广洋难成大器,格局还不如杨宪。不是当丞相的料。

纵观汪广洋的几起几落,其直接的原因是不作为、当好好先生,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窝窝囊囊地步。其实这种好好先生的本质,还是自私胆小,但求自保。汪广洋采取此种“鸵鸟”策略,也是看透了当时的权力格局。当时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势力最大,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其次,而汪广洋无党无派,势单力孤,不具备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实力,只能当缩头乌龟,做逍遥派。

可见汪广洋虽然胆小,但却很聪明,是个识时务的人。从昔日与朱元璋相谈甚欢,到后来的“无所建白”,从原来的“屡献忠谋”到后来的“浮沉守位”,从早年的文采风流到后来的以诗酒自保,做了丞相的汪广洋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 

为什么他变了?因为他看出了苗头,朝中风向变了,同事变了,最重要的是皇帝变了。

当年朱元璋未得天下之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天下雄才尽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谋略都为己用。那个时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广洋可以毫无顾忌,侃侃而谈,直抒己见。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打天下的皇帝和坐天下的皇帝有着根本的不同。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尽管他也号称大帝,但是与从谏如流的李世民相比,则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伴君如伴虎”“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广洋的性格,他的选择必然是沉默。以为自己“好歹不开口”,谁也不能将他怎么地。

事实证明,汪广洋的选择是错误的,不开口这一招对一般暴君或许有效,但对不一般的朱元璋不灵。朱元璋比阎王还难对付,你汪广洋“沉默”,说明你对我还有所保留,还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让你永远地沉默!

史料记载,汪广洋越是想逍遥,朱元璋偏不让他逍遥,反复折腾这个可怜文人。二次拜相不久,汪广洋又再次罢相,时隔不长时间,又“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是监察百官的官。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仅上过惟一一次弹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矛头所向,直指李善长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他说李善长恃宠而骄,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还不肯谢罪。

从这个弹劾看,这个汪御史,实在是太有小聪明了。他对现任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视而不见,却计较已经因病致仕的前任丞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鸡毛蒜皮、捧不上台面的事,他这样做,既不得罪当权者,又表示了作为姿态,表明他这个左御史大夫的存在。再次担任右相后,汪广洋更加地心灰意冷,甚至染上了“耽酒”的毛病。胡惟庸全面主持中书省工作,汪广洋尸位素餐,天天饮酒作诗,比美国副总统还闲还没用。但就这样,胡惟庸也闲他碍手碍脚,朱元璋也嫌他无所建树。清除汪广洋,也可谓君臣二人最后的合作。

汪广洋倒台事由“占城入贡事件”。洪武十二年,说占城国入贡大明,中书省未及时奏闻皇帝,私下就把贡品分了,朱元璋没捞着。得知此事的朱元璋怒不可遏,什么事不让他知道哪行,于是追查责任,胡惟庸装糊涂:不知道啊,礼品这事都归老汪负责。汪广洋有口难辩,被撤职查办。明史记载,朱元璋第三次将汪广洋罢相,先是流放海南,后追加“赐死”。

  赐死汪广洋的朱元璋,公布了汪的十条罪状,从占有礼品到饮酒误事再到知情不报,明显是小题大做,按照大明立律,即使这10条罪状都成立,也不应该被赐死,顶多被削职为民罢了。

    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什么还要非杀好好先生汪广洋不可呢?

       因为他要下盘很大的棋。事实上,汪广洋之死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明史》对汪广洋之死如是评价:“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但是,我们把视线放远一点,就会看到,这一切都是朱元璋的精心设计安排。  

我们不妨回到朱元璋与刘伯温论相之初。朱元璋提名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刘伯温坚决地否决了三人,而朱元璋一一任用了三人。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过于擅权,要么过于懦弱,三人都不是丞相的合适人选。这个结局似乎证实了刘伯温的料事如神和朱元璋的用人之误,但是这并不证明刘伯温比朱元璋高明,相反,朱元璋的考虑要远比刘伯温深远。往深层次说,这种失误也许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效果。他需要的不是德才兼备、兢兢业业的好丞相,果真如此,李善长可以暂时留任,非得撤换,刘伯温就是一个现成的绝佳人选。明明知道刘伯温的评价是切合实际的,明明知道杨宪、汪广洋上台是要误事的,却偏偏给了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其实,朱元璋希望他们展示的不是才华和政绩,而是失误和失德,好以此来证明丞相制度的不合理,让废相成为名正言顺之事。

这才是朱元璋杀汪广洋的真实用意。所以汪广洋从任宰相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将来的结局。被杀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被杀的罪名和被杀的时间。

说白了,在朱元璋废相的全盘计划中,汪广洋只是一个棋子。汪广洋明哲保身,以为可以什么人都不得罪,却首先得罪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看来,既然你不愿意死心塌地充当我的一枚棋子,那我就只好拿你当弃子处理了。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