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七七事变之万劫不复
2018-07-07 1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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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八十一年祭:

    程万军:七七事变之万劫不复

历史上,中国与日本有四次战争:大唐白江海战、万历朝鲜战争、甲午海战、八年抗战。

前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不大,而后两场战争则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程万军:七七事变之万劫不复

世所公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两千岁高龄、僵而不死的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也是甲午战争撬动的。如果说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还没有让清人清醒过来,那么,中日战争则彻底扯去了老大帝国遮羞布。正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朝野上下才正式直面富国强民的根本——政治体制这道“过不去的坎儿”。

可以说,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戊戌变法,也就当然谈不上后来中国青年的留日潮,以及以留日生为主力、以东京为大本营、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这是日本主动对中国发动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唯一一次“反转身”,实可谓“痛定思痛、知耻后勇”。

接下来日本是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抵抗的八年抗战。

在日本决定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一手举起“同文同种”,一手举起“大东亚共荣”两块招牌,其实仍显示出日本文明的优越感。很多日本学者鼓噪,“中国应交给日本管理”。诸如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文中认为,汉民族是唤不醒的睡狮。

“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

    他的同事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

“中国乃世界最古老国家……由于数千年来其周围几乎没有可与之竞争、将其磨砺之别的国家存在,也就像旷野中的独木自在地成长,充分发展,即使没有受到外部之害,由于树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会在内部出现空虚……中国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桑原骘藏将“保守”“文弱”“猜疑”归纳为汉民族的三大属性,并认为三大属性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民族性,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到来而出现根本性改变。

还有一些比桑原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贫弱,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桑原骘藏、内藤湖南发表此论时,民国北洋政府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中国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可以说,比起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从政治制度到国力已经大大跃进了,但为什么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此时中国认为没有日本的介入,中国的革新就无法实现呢?

剖开日本学者恶评中国的表面,其实深层是另有玄机的。任何话语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存在,日本学者们说这句话时,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背景是:日本的军国神话正如日中天。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日本,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亚洲老大,东方一哥。凡涉远东外务,国际都要看日本脸色说话。作为东方世界在西方人面前的骄傲,日本当然不满足于左右远东外务,邻国的内务它都要染指,这里,当然就包括介入中国事务。

从大历史视角解读观察,日本学者的一切高论,都可看做是为日本全面吞并中国做理论准备。新生国民政府还未长大,此时中国国力仍远不及日本。而强劲的邻国是不养邻国的,给不了中国太长的成长时间。胃口和耐心是呈反比例生长的,随着胃口的扩大,耐心逐渐缩小了。

于是乎,日本就极力在国际散布这种论调:中国无论官民,都不能成为革新的力量。中国靠自身,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外力介入。说白了,就是日本去统治中国才行。

今天看日本学者说这些话,如果仅是促就中国文明进化,像辛亥革命那样支持中国,当然不是坏事。然而,关键是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政治制度上并不落后于日本,况且民国政府已经去旧迎新,虽然中国依然有这样那样的痼疾,但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毕竟是历史一个进步,只是需要一个成长期,如果硬说中国此时离开日本指引的变革,就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华夏民族的复兴就没指望,那么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这个昔日“中国革命的助产士”是恶意散布“中国人的精神不治”,此后真的是别有用心了。

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日本全面侵华是中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它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令中国两千万生灵遭涂炭,没有“罪恶”以外的字汇可以形容。

当然我们也应该反省自身。在回顾这段中国史时,有人说如果日本30年代不侵华,中国在20世纪中叶就能成为世界强国。

我认为此言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涵盖所有缘由。 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从日本开始挑战中国本土,到实施全面侵华,时间跨度是42年。42年,对于一个国家脱胎换骨,是太短,还是已经足够?

应该说,天敌日本已经给了中国足够时间存活,这四十二年间,日本在发展,中国也没有停滞不前。然而,接下来中华民国并没有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迅速崛起。要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只用了9年时间,就完成了脱胎换骨,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们,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而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到1937,也已经过了25年光阴,还是没有出现质的腾飞。乃至终于招来日本对中华民国发动的全面战争。

不得不承认,中国虽然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20世纪三十年代取得“黄金十年”成就,但终究没有完全实现华夏文明的复兴。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民国初期的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复兴史,也是一部内耗史。或者说,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者。结果导致文明复兴半途而废。

中国的内耗文化源远流长,这种文化本来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在“只有皇帝是人”的制度下,中国人得不到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如角马逃脱狮子追逐般相互践踏,没有互相尊重的传统。这种文化基因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因为政治文明的引入而消解,反而因为突然获得的人权而更难把持,人人都想说一不二,身处民主国家顶着封建脑壳,利用民主良机做皇帝梦,一度泛滥成祸。

民国伊始,军阀干政,各类军阀主导的政治势力不去寻找相互妥协、双方共赢的方法、不求融见而是相互征战。随后出现的各类政治派别,把不同异见者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他们对政治对手毫不留情,在即便在外敌入侵时,在一方抗外敌的时候,需要提心吊胆地提防另一方。

统则专,分则耗。文明古国难以在短时间内领悟民主真谛,内耗猛于外患,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民族莫大悲剧。今日回想,依然痛切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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