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7——     

   为集权朱元璋发明了一个特殊工种 

朱元璋自登基起，就看中书省和相位不顺眼了，但他不动声色，谋划棋局，胡惟庸可以说是朱元璋收官的最后一粒棋子。

作为老棋手，朱元璋谋局长远，他剿杀中书省与相位，用的是温水煮青蛙之功。早在洪武六年三月，为限制相权，朱元璋就架上小火了:发明了一个特殊工种，定设六科给事中。

这给事中是什么官，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给事中官阶比较低，只七品，和县官平级，但在明代却是个很重要的官。给事中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等等。皇帝诏书经尚书分行全国，对此六科给事中有反对驳回权，谓之封驳。六部尚书给皇帝打的报告，给事中也有权说不，原议搁下，谓之科参。但是他们只有反对权，也没有决策权。一切最终决策权在于君。说白了，给事中是皇帝的监工，替皇帝监查六部的。本来，监管六部是中书省丞相职权范围，而朱元璋这么在省部中间插了六科给事中，显然是摆了中书省一刀。

在没撤销中书省和废相之前，朱元璋令给事中记录“旨意”和掌管“机密重事”上达,从而限制了中书省参与决策的权力。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借口“躬览庶政”，下令撤销行中书省，改置布政司、都司和按察司，所谓行中书省，就是行动中的中书省，是流动的中央政府办公署，朱元璋这么一搞，就是想把地方行政、军政和司法大权上移，集中到中央。

接着，朱元璋便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实现君权独大。洪武九年闰九月，朱元璋下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为什么这样做？《明太祖实录》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理由：
   “惟李伯昇（平章政事）、王溥（右丞）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仍其旧”。

说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只参加朝会而不署事，因为李是投降的张士诚部将，王是投降的陈友谅部将，那两个中书省职位是给他们的一种荣誉待遇，所以名存实亡，不如撤了省事。

这还不行，洪武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令李善长与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又“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九月，擢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同时，将中书省的佐理官员全部调空。十一年三月，更下了本及开头所述的那道命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空架子。下一步，便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撤销中书省，以便独揽大权，“躬览庶政”了。

由此可见，洪武十三年动手胡惟庸之前，朱元璋早就开始致力于削弱相权和中书省的权力，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什么胡惟庸“独相数岁”，都是朱元璋的设计、兵棋推演的盘内招，棋局走到了那一步，胡惟庸想不“独相”都不行，因为朱元璋已经有计划地将中书省掏空了！

胡惟庸不蠢，眼看自己的权势受到抑制和削弱，深感焦虑和不安。他知道，如果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尽付东流。

于是，胡惟庸不得不加快了自救步伐，结交大伴。

 我们知道，后来据朱元璋统计，胡惟庸在官员群中拉起三万人队伍，当然这个数字肯定有些扩大，但是，胡惟庸确实也拉拢了一些人，这些人为什么心甘情愿跟着胡惟庸走？

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些人看着胡惟庸受宠，以为跟着胡惟庸，就是和朱元璋站到一起，比较安全。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同病相怜。有一群人，是怀着与胡惟庸同样的恐惧与苦水。他们和胡惟庸一样，实在是跟不上朱元璋变脸的速度了。

  比如吉安侯陆仲亨与平凉侯费聚这两人，是较早被胡惟庸拉拢为死党的。这两人原是武将，能征善战，也立下赫赫战功。他们为什么跟胡惟庸走？因为被朱元璋苛责。建国前的朱元璋宽容大量，建国后却以严刑酷法治国，对大臣求全责备，不允许臣子有丝毫闪失。这个陆仲亨就因为公车私用、骑了公家驿站的马，被罚往边关剿匪；而费聚呢，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耽误公事，被罚往西北边陲，做统战工作——招降蒙古人。但蒙古人也不是好招的，统一战线收获不大，所以回来又被朱元璋大骂，看这意思弄不好要来个秋后算账。

于是，二人满腹苦水地来到胡惟庸家喝闷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二人敞开心扉。大叹跟着朱元璋混多么不易，最后胡惟庸也开始唠实嗑：咱们这些过来人，谁没有小辫子？老朱想抓，一抓一大把，如果他继续为难你们，有好吗？

两人听了非常害怕，于是，决定与胡惟庸抱团取暖。

还有延安侯唐胜宗。18岁就跟着大哥朱元璋冲锋陷阵，本想开国后能享荣华富贵，不料朱元璋对他的态度逐渐由抚慰转为严酷。唐胜宗仅因“坐擅驰驿骑”，也是公车私用，就被“夺爵，降指挥”，把侯爵位子撸了，一下子由副国级降为副局。虽然后来因为镇压农民起义用人，派他去打仗，朱元璋重新认识到他的价值，“久之，复爵”，一度又恢复了他的侯爵之位，但是，朱元璋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复无常的做派，已经折磨得唐胜宗痛不欲生，让他非常郁闷，所以也和郁闷的胡惟庸有了共同语言。

至于南雄侯赵庸，就更压抑了。本来在打天下阶段，他功劳很大，应该封公，但有人向朱元璋举报，赵庸私纳奴婢，违规招了几个通房丫环，犯了作风问题，所以朱元璋翻脸，不得封公，降格为南雄侯。赵庸满肚子委屈，向谁说呢？胡丞相便是很好的倾诉对象。

再有，胡惟庸的伯乐李善长，也与胡惟庸没断联系。他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养病，病好了也未能重回相位，而是被皇帝当临时工使用，从此边缘化。但即便如此，朱元璋还不停折腾他。一次，李善长奉旨到北平办事，完事后回瓜州歇息。不料，皇帝宣使来说：“圣旨教你回凤阳住。”各位须知，瓜州位于甘肃，西北边陲，而凤阳远在安徽，中南名城。两地相隔遥远，也就是说，朱元璋连李善长在什么地方休息都要指定，不管你鞍马劳顿。李善长不免嘀咕：“我给皇帝都办完事了，还管我在哪儿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南北两头来往走。”后来，见到胡惟庸，老头又吐了遍苦水：“皇帝折腾我这等老人，真不把我当人。”想必胡惟庸此时也是唏嘘不已，对这位老领导不乏同情。

明史《奸臣录》写满胡惟庸坏事，都是后来加上的。事实是，胡惟庸尽管陪着小心，但还是跟不上朱元璋变脸速度，渐渐丧失了朱元璋的信任。

情报工作对胡惟庸也是越来越不利。于是，胡左相就成了朱皇帝下一个要搞掉的人。而这一切，胡惟庸尚且蒙在鼓里，他一方面有些得意忘形，一方面加强抱团取暖工作。以为自己团结的党内外人士越多，朱元璋越不会轻易动他，但是他低估了朱元璋的大脑与心脏。对任何动了他权力奶酪的人，绝不手软。 皇帝的那盘大棋，是一定要下到底的，且必须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