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的最大亮点是死士谭嗣同
2018-08-13 08: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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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日维新的最大亮点是死士谭嗣同

1898611日,临政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9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

百日维新的最大亮点是死士谭嗣同

三十三岁的谭嗣同、没有通过科举、却靠真才实学进入仕途,成为四品大员。

然而,当了大官的他,心里盘算的不是当更大的官,而是做更大的事。

此时康梁也加入了变法的官方阵营。康有为出任总理衙门章京,梁启超负责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维新派阵营里,人人都想大干一番,但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实权。

这些人群里,竟无一位是实权派。

怎么办呢?

他们没有坐而论道,而是主动出击。

里应外合,借力发力。

里应,拉住汉族军帅袁世凯。

此时袁世凯经过朝鲜败绩后,已经恢复了部分元气。被朝廷重新启用,出任直隶按察使,主持小站练兵,此小站之兵,是为新军,即后来的北洋军。

维新派之所以拉拢袁世凯,一是因为袁世凯表面上也是支持变法图强的;二则袁世凯手里有兵,可以帮助维新派得到实权。

应该说,这些维新派、改良精英们的想法是好的,但却有些脱离现实。因为他们只听袁世凯表面表态拥护维新,但没有看穿此人本质:仍是一个旧人。已经在与日斗士中失败的袁世凯,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奸雄。但绝非新人,更非精英、政治家,本质上他和李鸿章一样,没什么政治信念,当官是他的最大追求。理想和信仰在他们眼里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为了所谓国家进步,拿荣华富贵冒险。

所以,这个样子的袁世凯既不是什么改良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一个坚定的骑墙派。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他最强项。1895年,他慈禧亲信保守派头子荣禄打得火热、获得了在天津小站主持按练新兵的兵权。而1898年变法运动起,他又靠近维新派,报名参加康有为等组织的“强学会”,假装进步。

如此一个袁世凯,就相当迷惑了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维新人士,年轻的光绪帝对他也寄予莫大的希望。

为了寻求支持变法的军事力量,光绪帝接见了袁世凯。光绪帝问他新政是否合宜?他满口赞扬。并磕头发誓,竭力报答皇上厚恩。于是皇帝提拔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令其专办练兵事务,以此恩遇拉拢袁世凯支持变法。袁世凯在这个时期之所以热心支持变法,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维新派正得势,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成了光绪身边的知己。由于变法前景尚不明朗,袁世凯这种惯于趋炎附势之徒不能不给自己留一手。一旦变法大功告成,他也不失为有功之臣。

就在维新派拉拢袁世凯之际,形势发生突变。

以西太后为首的实权派准备反击。形势紧张,谭嗣同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到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坦率地说明自己来访的目的。动员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等就范,救护光绪,保护新政。袁世凯当场慷慨激昂地应承。

维新派以为大功告成,里应准备完毕,下面是外合了。

外合,请来伊藤博文。

1898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来访的热切盼望,并请其指教。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此次访华成果抱有很大期望。公开提倡以日为师,实行新学新政。相通的文化,相近的位置,人家做到的,我们应该也能做到。

那不是简单的勾兑,是化学反应,不是物理反应

而且康有为还提出一个大胆政治构想——中日合邦。由康有为、伊藤博文等人挑头,实行专家治国,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在康有为看来,中日两国因为同文同种,如果像欧洲的一些国家那样,联起手来,则新生有望。

920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向光绪皇帝表示,赞赏中国新政。这一天非同寻常,它是戊戌政变前夜,光绪皇帝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末日
   
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对光绪表示钦佩、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时,光绪皇帝的答语里,也包含了维新派请伊藤博文为变法总顾问的一层意思,有点准帝师之意。足见光绪皇帝与维新党一样,对伊藤在中国变法的外援之力上,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背靠的东西,毕竟是他助,总不能取代自助。常言道,自助者天助,无法自助的维新派,自然也得不到天助。他们机关算尽,结果却是一切差强人意。

首先,是里应之力变节。

向谭嗣同信誓旦旦拍了胸脯的袁世凯,连夜赶到天津,向荣禄告密。慈溪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自己再次临朝训政,下令囚禁光绪帝,抓捕维新党。

里应倒戈,那么此时外合力量如何?

戊戌政变发生时,伊藤博文还在中国境内逗留。维新党跑的跑逃的逃,康有为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即表态:救梁启超等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眼见着中国政治改良功亏一篑的伊藤,不知心里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伊藤博文选择中国政变前夜访华,是有预谋还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中国的维新派,情有独钟。这当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则——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加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使日本在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谈得来,大概也是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

从他积极营救维新流亡者的态度看,他对中国百日维新的失败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对光绪皇帝表白的那样: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外臣两字,表露了他的真实意思——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长莫及。中国的事情,即便维新党想借力发力,本身也要有内乱的实力方可成事。

在这次政变中,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大多选择了逃避,而谭嗣同是唯一可逃,却不逃的重量级人物。

他和其他五位逃不掉的同仁(注: 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一起,被游街示众、押往菜市口斩首。罪名是——

“倡邪说,惑世诬民”“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几条罪状,哪个不是开天辟地救民水火的千古功绩?   

当谭嗣同这个为国分忧的新士人受刑时,百姓对他们的“罪行”义愤填膺,这帮爱国的家奴们争先恐后在菜市口拿大菜梆子往他脸上扔。还有行刑的刽子手,为了增加钦犯的痛苦,故意用了一把钝刀“锯”谭嗣同的头。

剧痛中的谭嗣同不知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悔不该被旧官僚的假象迷惑,没有看透袁世凯这个莫逆之交的真实嘴脸,轻信导致失败。

而在袁世凯看来来,这个不为自己着想、只想为国作为的谭朋友实在是傻,太不可理喻了。

事变后,袁世凯因通风报信有功,受到慈禧的器重,从此攀上了西太后这棵大树,官位一升再升,最终成了影响清政府内政外交的北洋集团首脑人物。

对比二人结果,也许有人说谭嗣同天真,赞赏袁世凯的成熟。殊不知英雄伟大作何解,不超越个人荣辱做大事,如何道“伟”?

谭嗣同就义后,他的巡抚父亲也遭牵连,被连坐,削藉回家。想起儿子,这个小心翼翼的大员也不免悲愤,奋而写诗,追悼亡子: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挽长子谭嗣同

百日维新浇灭了近代中国第一代精英最后幻想,他们想改变慈禧太后把持的政权,他们也知道,如果变法想取得成功,必须先让光绪皇帝收回皇帝的实权,但是他们做不到。

维新派的最大亮点,不是头领康梁,而是谭嗣同。

他思想超前,勇气非凡。摧枯拉朽,临死不惧。临终几言,永垂青史——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思想和剑,他一样不缺。可谓顶天立地一精英、真死士。自古书生造势,唯舌与笔,但一言而兴邦”“一支笔可抵三千毛瑟枪云云,却显夸张,除了谭嗣同敢于动刀动枪,其余维新派康有为们的造势手段,不外乎上书、开学堂、办报、编书,成立各种学会,这些文斗的招数,终归杀伤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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