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怎输学生兵？张学良一语醒老爹

1928年春天，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的北洋奉系头目张作霖，坐卧不安。

因为北伐军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他这个北洋政府眼看就成末代政权。

据《张学良世纪传奇》的作者、旅美学者王书君记述，自1926年至1928年，北洋三系与北伐军交战两年，北洋悉数惨败。事后，张作霖大为不解地问儿子张学良：“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我们有日本提供的飞机大炮，为什么打不过南方这些学生兵呢？”

张学良答：“人家有三民主义，我们没有。”

不得不承认，虽然关于这个“小六子”有诸多绯闻及花花公子的坊议，但就观察力而言，儿子确实比老爹敏锐。北伐学生军，不仅有三民主义，还有黄埔军魂。这两样东西令北伐军登上了道义制高点，站在了“大是非”之顶。可以说，除了军事战斗力之外，这也是北伐军的制胜法宝。

什么是三民主义？

世所共知：民族、民权、民生。这是孙中山于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发表的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的中国政治方向。其主旨是以革命确立民主政制，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循序渐进，实现民主建政，然后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建设国家的方略，“把中国造成一个新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了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思想，得到广大中国进步力量的认可和追随。之后成为脱胎于同盟会的国民党的革命纲领。

由三民主义黄埔之魂，可见北伐军讨伐北洋军，是有道伐无道。

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荡气回肠的黄埔军校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北伐出师前，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再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过去比较成功的军事集团，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摹仿三民主义。但因为没有真正的内涵，有其名无其实，所以在三民主义面前，土崩瓦解不堪一击。

有真实的先进信仰，和徒有陈旧信仰的形式，这的确是北伐军与北洋军的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国民党要员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奉军参谋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回答：不信。于是伍朝枢“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追问何：“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何参谋这样讲并非信口开河，对付北洋军时，奉军的确提出爱国主义。北伐军与被北伐的北洋军，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的军阀试图学习南方的国民军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

事实的确如此，有了主义的黄埔军军，从原先人们习惯意识中的乌合之众南军，变成了骁勇善战的生力军，这对于北洋军阀们来讲，是毁灭性的。因为北洋军阀们不像国民政府那样，可以用三民主义去吸引那些热血青年、扩充军队。他们只能从辖区征兵或募兵，兵员往往是大字不识的农民，素养上跟接受正规训练的信仰集团国民革命军是没法比的。

北伐之前，在北洋军阀眼里，南军充其量小打小闹，但从1926年的北伐开始，北洋军全线崩溃，开始意识到时代已经抛弃了他们。

一边是有主义，一边是没主义。一边是国民革命的“得道”，一边是北洋方面的“失道”。于是，高举三民主义旗帜的北伐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而另一边统治北京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却不断激起民愤。

张作霖在统治北京期间，随意捕杀记者、学生，被全国各界声讨，“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很多学派认为，北洋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

得到民心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北洋三系全线败退，很快就轮到最后一系奉系决战对垒了。坐镇北京的奉系头目张作霖为了保存势力，决定退回东北老家、避开北伐军锋芒。为此，他不顾日本人反对，于1928年6月4日晨，从北京返回东北。结果，专列行至沈阳苏家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毁，张作霖不治身亡。

6月8日，北伐军进占北京。随后，剑指奉系老巢：沈阳北大营。7月1日，奉系统帅继任者、身居沈阳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通电蒋介石，表示“决不妨碍国家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悬挂青天白日旗。

东北易帜是北伐成功的最后标志。由此北洋政府彻底被国民政府取代。

可以说，东北易帜除了军事压力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张学良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结果。作为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被他接受。他曾说道：“之所以发生内战并不是全体将士的意愿，而是落伍军阀为一时利欲所迷，将军队作为私产，以反抗为出路，甚至为了一点点利益，便以武力抗争为后盾，一人煽动，朋党附和，于是出现一地作战，全国波及，此起彼伏的局面，如此往复效尤，国家怎能不乱，百姓怎能不苦!”

可见，张学良深知三民主义乃大势所趋，除了服从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