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对崇祯的评价,车载斗量,而我对他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志大才疏。
作为志大才疏的君主,如果不是亲揽大权,找一个或多个有能力的代理人,代行皇权,国家政治没准会好些。但是真实的历史往往是,越是这样的君主,越没有自知之明,刚愎自用,喜欢瞎折腾,而且性情多疑、反复无常,这就俱备了亡国之君的质地了。
朱由检自诩强人,其实只不过是个伪强人,没有祖先朱元璋、朱棣强人能力。但是从暴君的角度讲,他对臣民的危害和二祖强人是不相上下的。反复无常的朱由检无疑是个“非理性”伪强人,长期陪伴在这样“非理性”领导身边,那帮属下会出现怎样心理状态呢?
关于“非理性”,当代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组实验,拿来一群白鼠分入两笼,对一个笼子里的白鼠有规律地“电击”,另一笼无规律“电击”,结果遭到无规律电击的那群老鼠很快就疯了,这说明什么呢?非理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疯。那些强人伪强人帝王非理性到了极点时刻,不是自己发疯,就是把属下逼疯。
想必崇祯时代的官员们在朱由检手下也是备受煎熬,多次体验到了被不规则电击的小白鼠心情。政治环境恶劣,领导神经过敏,太不好伺候。即便是宠臣,在这种环境下或许也不免感叹,自己就像朱由检牵手里牵着的一风筝,让你升你高入云端,让你降你就垂直落地。完全由不得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想不死,只有三种做法——
或者远离权力中心,或者主动牺牲,或者叛国投敌。
除此之外,几无路可走。
再者说,大明王朝的灭亡,首先是经济破产吗?
我以为比起经济破产来,最致命的还是政治破产。而政治破产的主要标志,就是统治者腐朽没落,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且看最高领导人崇祯执政十七年,最大的变化。
对比执政初期,执政后期崇祯皇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对宦官的态度。
在执政之初,崇祯杀魏忠贤,体现了对宦官极度厌恶心态,而在执政中后期,他对宦官的态度大变,回到了皇兄天启帝当初的怪圈,重用太监。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竟将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全国各大军区,遍布太监监军。可以说,崇祯后期,是太监在领导国家军队。
崇祯对太监从讨厌到依赖。这是为什么呢?
不能排除,是大臣无能与无忠,令其失望。只有太监,对皇帝亦步亦趋。随着时事变迁,崇祯皇帝或许感到,大臣们离心离德,还是身边的奴才太监最听话、值得信任。
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外廷大臣头上,而没有指责内廷的太监。而他信任的太监,在国家危亡时的表现又如何呢?
史书记载,这批宦官“挟势恣肆”。他们仗势欺人、无法无天。掣肘将领,侵蚀军饷,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恶不作。崇祯政权的崩盘是以宦官监军纷纷主动向农民军投降为标志。
本来,在李自成兵进北京时,崇祯帝已向各地发出“勤王”急令,各地兵马正入援京师。熟料,他所信任的监军们降得太快。李自成的农民大军开到京城前的居庸关,本来准备与守关的明军大战一番,不想镇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杜勋闻风丧胆、不战而降。短短三天,李自成就越过居庸关来攻北京城,兵临北京城下时,杜勋自告奋勇入城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一劝就降,旋即献出彰义门(今天的北京广安门)。
而重用太监的皇帝,大多是自己的执政水平吃力,需要奴才做援手。这些大多不是好人的奴才,一旦得了势,就会将人性丑陋一面随着膨胀的特权发挥到极致,如是国政还有好吗?所以从古至近,重用太监的皇帝,留下的都是破败江山。
对于宦官的这些本性,崇祯不以为然。据明代笔记小说《燕都日记》记载,公元1644年4月,崇祯皇帝在赴煤山(今天的北京景山)上吊自杀前,干了一件令人惊诧的事:
“传谕收葬忠贤骸首,墓于香山碧云寺”。
香山碧云寺是魏忠贤生前为自己选的风水宝地,那里还建有他的生祠,而崇祯临死前收集魏尸骨厚葬于此,等于了了魏忠贤生前之愿。
《燕都日记》称,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了贴身太监曹化淳——就是后来向李自成献城投降那位太监,说了这样一句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人那帮大臣更实用、更能干。
那么,此时崇祯心里是否也如此默认呢?
不得而知。总之,他在最后时刻把亡国之罪全部推到大臣身上,而不从自身找原因,更没有埋怨不争气的太监,还厚葬魏忠贤,可见并没有死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