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百日维新:自不助者天不助
2018-10-17 0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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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祭百日维新:自不助者天不助

公元1898年(中国戊戌年)9月20日 ,这是个非常历史时刻。

日本“宪法之父”伊藤博文卸任内阁总理大臣,以私人身份访问大清国,受到光绪皇帝的隆重接见。

再祭戊戌变法:维新派的里应外合大计缘何失败

此时正是大清风雨欲来之际。一方面,“明定国是、去旧布新”的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另一方面,“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势力磨刀霍霍。

伊藤来访,给中国维新派带来希望。

因为预感到保守势力反扑的他们,没有坐以待毙,想以“里应外合”强力推进维新。而请来日本维新元勋伊藤博文,就是“外合”重要一环。

伊藤博文是在9月初踏上大清国土的。前后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几乎会见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别领袖。维新派对这位 “外援”来访反应热烈,期待此次访问取得非常成功,康有为热情拥抱伊藤博文。

9月18日康有为到北京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拜访伊藤博文。对伊藤博文执门生礼。希望这个强力外援与自己这个维新总设计师一起,完成变法大业。

事态起初是按照康有为设计的发展。

9月20日,维新派的总后台光绪皇帝在勤政殿会见伊藤博文。

史书《续伊藤博文秘录》披露了二人交流内容——

光绪:贵国维新以来的政治,被各国所称赞。因此,贵爵(伊藤)对祖国的功绩没有人不佩服。

伊藤:蒙赐夸奖,甚是惭愧。臣只是执行天皇陛下之圣谟,只是尽到臣下的职责罢了。

光绪:贵国和我国,在地理上同属一洲,关系最亲近,地理上也最近。目前在我国最需要改革之际,朕希望听一听贵爵坦率的意见。

伊藤:谨奉谕旨。如果承蒙王公大臣们来咨询的话,臣根据实际所见,认为对贵国有利的地方,一定诚心诚意详细述说。

由上述对话表示可见,伊藤博文表示可以为中国变法做事。而光绪皇帝的问话中,也包含了请伊藤博文为变法强力外援”之意。

史料称,“光绪帝被不吝全面合作的伊藤博文的热情所感染。”

这一天非同寻常,因为这是光绪皇帝及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后一搏。

同日,光绪皇帝还会见了国内一个重臣。

他就是维新派寄望“里应”的新军统帅袁世凯。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史中举足轻重人物。前面我们在甲午战前的朝鲜交锋中曾提到过他。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临阵脱逃,回京后被朝廷搁置了一段时间。此时的袁世凯经过朝鲜败绩后,已经恢复了部分元气。被朝廷重新启用,出任直隶按察使,主持小站练兵,此小站之兵,是为新军,即后来的北洋军。

维新派之所以拉拢袁世凯,一是因为袁世凯积极变态支持变法;二则袁世凯手里有兵,可以帮助维新派得到实权。

应该说,这些维新派、改良精英们的想法是好的,但却有些脱离现实。因为他们只听袁世凯表面拥护维新,没有看穿此人本质:仍是一个旧人。

已经成为日本人手下败将的袁世凯,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奸雄。但绝非新人,更非精英、政治家,本质上他和李鸿章一样,没什么政治信念,当官是他的最大追求。理想和信仰在他们眼里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为了所谓国家进步,拿荣华富贵冒险。

所以,这个样子的袁世凯既不是什么改良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一个坚定的骑墙派。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他最强项。1895年,他与慈禧亲信保守派头子荣禄打得火热、获得了在天津小站主持按练新兵的兵权。而1898年变法运动起,他又靠近维新派,报名参加康有为等组织的“强学会”,假装进步。如此一个袁世凯,既让当权派放心,又相当迷惑了书生气十足的维新士,年轻的光绪帝对他也寄予莫大希望,希望他和他的新军可以成为支持变法的军事力量。

于是,就在会见伊藤博文的当日,光绪帝也接见了袁世凯。

光绪帝问袁世凯:新政是否合宜?

袁世凯满口赞扬新政,并磕头发誓:竭力报答皇上厚恩。愿为维新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光绪皇帝大喜,马上提拔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令其专办练兵事务。

平心而论,袁世凯在这时可能还是倾向变法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思想多进步,而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维新派正得势,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成了临政的光绪帝身边红人。由于保守派与维新派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所以袁世凯这种惯于趋炎附势之徒就不能不给自己留一手。与康粱谭保持良好关系,处成朋友。如此一旦变法大功告成,他也不失为有功之臣。

风向是袁世凯唯一的路标,而就在这一天,风向果然有变。

就在维新派拉拢袁世凯之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实权派也开始磨刀霍霍。一直没有真正放权的慈禧,据说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时,是躲在屏风后面监听的。当这个嗜权如命的老妪看到维新派如日中天、自己大权真要旁落,马上再露狰狞,决定再次收权,罢黜维新要员,勒令康有为离京,同时调亲信荣禄进兵京城,为自己归政保驾护航。

形势紧张,方显士人胆量。康粱二人有些谈武色变,而谭嗣同却自告奋勇,

冒着生命危险,去策动勤王。

9月20日晚,谭嗣同悄悄来到北京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向这位“好友”坦率地说明自己来访的目的。动员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等就范,救护光绪,保护新政。

袁世凯信誓旦旦,当场表示:万死不辞,诛荣禄乃杀一狗耳。

谭嗣同充满希望地离开, 维新派以为大功告成,里应外合,稳操胜券。

然而,背靠的东西,毕竟是他助,总不能取代自助。常言道,自助者天助,无法自助的维新派,自然也得不到天助。他们机关算尽,结果却是一切差强人意。

里应外合,全是借力发力。所以,命运即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维新派的厄运,首先来自“里应”生变。

向谭嗣同拍了胸脯的袁世凯,连夜跑到天津荣禄府邸,向这位手握重兵的直隶总督告密,出卖了维新派。

9月21日,慈禧令荣禄带兵入宫,发动政变,宣布自己再次临朝训政,下令囚禁光绪帝,抓捕维新党。

里应倒戈,那么此时外合力量如何?

戊戌政变发生时,伊藤博文还在中国境内逗留。维新党跑的跑逃的逃,康有为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即表态:救梁启超等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眼见着中国政治改良功亏一篑的伊藤,不知心里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伊藤博文选择中国政变前夜访华,是有预谋还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中国的维新派,情有独钟。这当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则——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加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使日本在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谈得来,大概也是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

从他积极营救维新流亡者的态度看,他对中国百日维新的失败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对光绪皇帝表白的那样: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外臣”两字,表露了他的真实意思——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长莫及。中国的事情,即便维新党想借力发力,本身也要有“内乱”的实力方可成事。

在这次政变中,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大多选择了逃避,而谭嗣同是唯一可逃,却不逃的重量级人物。

他和其他五位逃不掉的同仁(注: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一起,被游街示众、押往菜市口斩首。罪名是——

“倡邪说,惑世诬民”“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几条罪状,哪个不是开天辟地救民水火的千古功绩?

当谭嗣同这个为国分忧的新士人受刑时,百姓对他们的“罪行”义愤填膺,这帮“爱国的”家奴们争先恐后在菜市口拿大菜梆子往他脸上扔。还有行刑的刽子手,为了增加钦犯的痛苦,故意用了一把钝刀“锯”谭嗣同的头。

剧痛中的谭嗣同不知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悔不该被旧官僚的假象迷惑,没有看透袁世凯这个“莫逆之交”的真实嘴脸,轻信导致失败。而在袁世凯看来来,这个不为自己着想、只想为国作为的谭朋友实在是傻,太不可理喻了。事变后,袁世凯因通风报信有功,受到慈禧的器重,从此攀上了西太后这棵大树,官位一升再升,最终成了影响清政府内政外交的北洋集团首脑人物。

对比二人结果,也许有人说谭嗣同天真,赞赏袁世凯的成熟。殊不知英雄伟大作何解,不超越个人荣辱做大事,如何道“伟”?现代人在谈到袁世凯的这段不光彩历史时,仍有为袁辩解。说那是形势使然,慈禧那伙保守势力太强。但袁世凯如果感到保守势力难以战胜,不愿以卵击石,那么为什么不坦言相告、当面拒绝谭嗣同的兵变要求,而是阳奉阴违,反戈一击呢?这恐怕就是他的品性问题,实用主义,权力至上,永远跟着风头走,哪边风硬,就倒向哪一边,为了权力和利益最大化,朋友和义气都是可以出卖的。拥有这种品性的袁世凯,大节有亏,无论怎么洗也白不了,难道是一个好人。

还有那个貌似清正的张之洞,在百日维新中也没起什么进步作用,他执迷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词滥调,一直对维新派取极端敌视的态度,对维新派上纲上线,认为有谋反之嫌,保中国不保大清。欲欲置康、梁、谭于死地。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张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归政消息后,马上致电表态:“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公然落井下石、叫嚣屠杀维新党。可见指望这类巧宦挽救中国,也是所托非人。

谭嗣同就义后,他的巡抚父亲也遭牵连,被连坐,削藉回家。想起儿子,这个小心翼翼的大员也不免悲愤,奋而写诗,追悼亡子: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挽长子谭嗣同

百日维新浇灭了近代中国第一代精英最后幻想,他们想改变慈禧太后把持的政权,他们也知道,如果变法想取得成功,必须先让光绪皇帝收回皇帝的实权,但是他们做不到。

维新派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抹亮色,不是逃亡的领袖康梁,而是死士谭嗣同。他思想超前,勇气非凡。摧枯拉朽,临死不惧。与康有为的保皇立场不同,谭嗣同还拥有反对满人压迫、恢复汉民族主体地位的民族自尊心。他在湖南组织南学会,被维新派称为“伯里玺天德”(总统之意)”,是为维新准备的“湖南自立”后新政权。他的临终几言,永垂青史——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思想和剑,他一样不缺。真可谓顶天立地一精英。但是孤掌难鸣,杀伤力有限。谭嗣同是被清廷绝命的,由此他们也绝了后继士人对清廷念性——当时,慈禧和光绪,谁更能代表清廷?看百日维新的悲惨命运,应该说这个清廷是被太后顽固派把持,而这个样子的朝廷,还有复兴国家的希望吗?还需要去救它吗?靠人不如靠己,上书不如尚武,晚清革命党遂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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