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等改良精英怎在晚清难成事
2018-08-24 06: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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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等改良精英怎在晚清难成事

18997月,即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年,康有为重新集结改良精英,正式成立中国维新会,维新会以“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为会纲,把营救清廷皇帝列为第一使命,故又名保皇会。

从此,维新便与保皇合为一体。


康有为等改良精英怎在晚清难成事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精英的领军人物的康有为,可以说,后半生只做一件事:保皇。

为了壮大保皇会势力,他不遗余力搞钱,甚至将该会公司化运营。鼓动海内外爱国同胞入股——保商即保国,保皇亦保国

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公司中同志

如果以五百万会员来算,每个人省点抽烟喝酒的钱,每人捐十块钱,就有五千万了,我们先开家银行,印点纸币,就能有一亿两千五百万了。我们拿出来三千万办轮船,三千万修铁路,三千万开矿,五百万开零售店,将来有股份的人从矿业铁路轮船能分到很多的红利,再拿三千万成立个救过团体,养一些有才、有勇、忠诚的人,将来中国就有希望了。

保皇保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统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亦政亦商,不伦不类。

而另一维新派人物严复更为不堪。1898年维新变法时,清廷终于重视了他一回。光绪皇帝召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他激动撰文《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但好景不长,之后戊戌政变,他再度边缘化。

此后严复一直为再做清廷幕僚而努力,并为此奋斗终生。他辗转矿务局、译书局,还投到安徽巡抚恩铭手下,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在清廷灭亡四年前,终于求得功名,受赐文科进士出身,还在清廷临终前夕,创作大清国歌《巩金瓯》: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在行将就木的王朝面前,高唱颂歌,做春秋白日大梦。可以说,严复已经沦为俯首帖耳的皇家奴臣。

近代中国第一代精英,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我说这都是“改良”和“忠君”局限性所累。

在戊戌变法进行时的后半程,中国的维新派并非没有认识到,变法只有在获取政权前提下才有望成功。但是如何获取政权,他们却与日本维新派有着巨大差距。日本维新派是自我主导,拥立一个新君主,而中国维新派则是依赖旧皇帝,临时抱佛脚。光绪提拔袁世凯,谭嗣同说服袁世凯,都属于现上轿现扎耳头眼,一切都极不夯实,当然就不可能夺权成功。

最要紧的是,如果脱离光绪皇帝,推翻清朝这个旧政权,则是他们大多打死也不敢做的事。

因为“忠君”,所以“改良”,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不得不说,他们醒得不彻底,缺失日本维新派的“独立”二字,仍留有很深的古士大夫胎记。

我们知道,先秦时期,中国实行的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各地分封自治,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封建制度就要加上帝制两字,天下只有皇帝一个雇主了。尤其自宋朝强化了君主专制,将儒教“发展”为保守理学之后,双剑齐下,这中国士大夫就以君为国了。自此,他们和日本士人就拉开了距离,中国士人直接为君主服务,而日本士人依然如中国先秦,他们与君主之间,始终隔着一个以诸侯藩主为主的贵族,明治维新后,这些小王们被改造成华族,而分散于他们手下的武士们才成为士族。可见,日本士人构成多为武者,天生就具备尚武精神。而中古之后的中国士人,因为科举,因为理学,因为以君为国,已经丧失了武魂。承继了中国古士大夫传统的晚清维新派,把希望寄托在压迫他们二百年的当朝及其旧君旧官僚身上,其实亦是无动手能力之举。

其次,就是他们对死亡的态度。

日本精英与中国精英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是对死亡的态度。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著名学者德富苏峰曾将中日两国人的生命观作了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精英珍惜生命,但不怕死。中国精英把人命看得不值钱,却又怕死。

如此结论,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他们的依据在哪里呢?

对此,他们举出了中日两国的维新实例对比。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要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维新党太怕死,而日本的维新者则非常敢于牺牲。日本明治维新,有多少义士抛头颅撒热血,豁出性命与顽固势力做武装和暗杀大战。 而反观晚清中国,那些上书的书生,大都手无缚鸡之力,只有一个谭嗣同好勇敢死,其余都是被动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维新文人们,之后玩起了非暴力保皇游戏,加上做起了政治生意,再难成事。

与虎谋皮、与猪为伍、贪生怕死、升官发财两不误,庶几可乎!

这些评价,对于壮志未酬的改良中国一代精英而言过于刺激。但不幸的是,那确是他们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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