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晚年的最大心事竟是修理太子党
2019-02-21 08: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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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晚年的最大心事竟是修理太子党

永乐八年即公元1410年,原内阁首辅大学士解缙外放三年,司职交趾布政司参议,总得来说中规中矩。

这年2月,交趾布政司奉命进京汇报工作,因为交趾布政司的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王偁和解缙私交不错,所以就这个好活给了解缙。指定解缙,代表布政司进京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

朱棣晚年的最大心事竟是修理太子党

这是一次难得的觐见皇帝的良机,如果汇报成功,不仅交趾布政司要受到嘉奖,没准解缙本人也有可能重回中央。
     
解缙做了充足准备,写了详实报告,时年42岁的他,信心满满地来到京城。但不巧的是,他却没有机会见到皇帝。皇帝不在京城,朱棣外出征战鞑靼,刚刚率军北征了。

在永乐年代的史料中,我们经常看到朱棣北征的记录。那么,这个北征鞑靼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明朝虽然灭了元朝,但并未完全消灭蒙古铁骑在中国的势力,一部分蒙古铁骑跑到了中国北方沙漠地带,分裂为鞑靼瓦剌等部落,继续袭扰大明。为了彻底解决北部边患问题,朱棣稳定国内局势后,从永乐八年即公元1410年开始,亲率明军进行五次北征。此次北征为第一次,特点是:作战的周期非常长。

  史料记载,永乐八年朱棣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京城,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直到五月八日,才发现敌军、断断续续交锋了两个月。七月中旬北征结束,朱棣率大军折返北京,返程时间小半年,等到达都城南京,已经是岁末,11月了。为什么北征军行军速度这么慢?这就和朱棣亲征的目的有着相近的原因。对于朱棣执意北征且五次亲征的动机,一般学者都认为不是雄武伟略,就是穷兵黩武,其实,还有一个软性因素,却被忽略了。那就是“郊游、狩猎”心态。行伍出身的皇帝大都不愿闷在宫中,但外出游玩的方式各有所好。比如有的皇帝喜欢下江南,打着微服私访的旗号寻花问柳,而朱棣的出游方式是远征。

史料记载,朱棣的北征军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甚多,一路上,朱棣的谈话也无非围绕着风景:“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这和军国大事没有关系,实乃游客观光之语。这个样子的朱棣,行程能短得了吗?

就这样,从二月等到十一月,解缙等得花儿开了又谢,实在是等不下了。本来,解缙在京城闲居等皇帝前期,心情非常好,还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其中有句诗歌很体现心情:“丈夫有志亦如此,笔下自有鬼与神”。

可见,他是踌躇满志,准备东山再起的。

但是,一等半年多,单位那边还等汇报结果呢,老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渐渐他失去了等待耐心,于是做了一生中最不该做的一件事。

未能等到皇帝的解缙,灵机一动:当今皇上不在,不如去拜见监国,如此也算完成了使命,对单位也能交差了。

 监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代理元首,总统外出访问,国不可一日无主。那么,总统行前就要任命代理总统。临时执掌国家最高行政权。

那么,当时谁是大明的监国呢?

在古代中国,如果不出意外,监国一位大都由储君、也就是皇帝的固定接班人太子担任。保守的大明王朝当然更不例外。朱棣在出征前,任命太子朱高炽为监国,替皇帝代理朝政。

既然皇帝不在家,那就是向代理皇帝汇报吧,于是解缙走入东宫,向担任监国的太子朱高炽汇报工作。不知解缙是怎么向朱高炽汇报工作的,朱高炽给解缙说了什么。总之,汇报结束后,才子乐颠颠地回单位工作去了。史料没有关于关于这场会见的详实记录,但根据解缙的表情,可以做个合乎逻辑的版本猜想:

朱高炽见到昔日恩师登门,又惊又喜,师徒二人惺惺相惜,好一番叙旧。

解缙对朱高炽汇报工作的同时,还诉说了思念,和自己所蒙受的委屈。朱高炽大为同情,对解缙高度评价和勉励。

通过这次汇报,解缙以为自己要否极泰来了,即便当今皇帝不用我,下届皇帝已经心中给我预留一席了,殊不知,他这不是否极泰来,而是走向深渊。

如果按我们常人角度看,皇帝不在,地方大员来京汇报工作,去朝见正在留守监国的皇太子,这种事,于公于私,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各位不知,古代老皇帝和现代一些单位老领导一样,出于对最高权力的迷恋,最忌讳“人未走茶先凉”,最狠“忘本”属下。所以储君之位就非常敏感。

老皇帝即便立了储君,这个储君在接班之前也要备受煎熬和考验,单以权力而论,储君个人几乎与国家统治大权绝缘,往往没什么实权,且地位充满变数。历史上,太子被老皇帝怀疑、监视、废除,甚至被杀,遭遇非正常死亡、以悲剧收场的情况屡屡发生。

到了大明王朝,虽然趋于保守,坚守嫡长制,储君的确立相对有序,但太子的地位也不并十分安稳。永乐二年,朱高炽虽被父亲朱棣立为太子,但没过上一天踏实日子,因为二弟朱高煦夺嫡之心仍在膨胀,恋权的父亲生性多疑,所以自己受到的狐疑和审查并未消失,反而加重了。他的储君生涯,一开始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压力山大。 

朱高炽做了五年太子后,由于北部边关战事吃紧,父亲朱棣要在外面建功立业,所以不得不把他叫来担任监国。虽然给了监国之位,但监国之权却是限制级的。朱棣给朱高炽的授权不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和边境调发。这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是人事任免权,第二项是外交权,笫三项是军事指挥权,可以说,人事权外交权和军权都没交,这三权才是最高权力的归属。即便是临时,也不属于朱高炽。

 为了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朱棣还不时敲打太子。比如,永乐七年,朱高炽在担任监国的一次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不久却遭到父亲写信批评。因为这个刘尚书是朱棣的宠臣,老爹的人,岂是儿子你想批就批、想动就动的?朱棣时时告诫儿子,朝中大事,“必须奏决”,明确大事必须向他请示汇报。什么事,你得提前向我报选题,我批了你才能干。

朱棣这样做,自有他的盘算。他长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官场操纵在他一人手里,把自己架空了怎么办呢?一旦自己班师回朝,成了太上皇了,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朱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官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为了确保最高权力不被接班人盗走,朱棣在离京之前,虽令太子监国,但却加派了特务耳目,对东宫的一举一动却进行了严密布控。朱高炽监国,朱棣则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秘密管控之下。在这种监控下,别说一个外人,就是一只外鸟飞入东宫,也休想躲过皇帝特务的探头。

所以,东宫的这次君臣会,朱高炽与解缙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人盯上了,他们看得一清二楚。这是才子的劫数,也是太子党的一难。

《明史》记载:“永乐八年,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皇太子而还。”

才子与太子依依惜别,怀抱希望回到南疆岗位。他以为不久可以东山再起,再度成为皇帝宠臣。不知他期望的是本届皇帝还是下届皇帝。但是,一个自己埋下的大坑却被他忽略,把一个没有一点实权的“傀儡监国”真的当成了“执行皇帝”,岂不是所托非人,挖坑自陷么?

盯上才子的,不仅有皇帝的探子,还有天敌的眼线。汉王党对解缙的一举一动早就暗中监视。对这些暗中的探头,解缙一无所知。

鬼使神差,时间总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当年十一月,解缙前脚刚走,朱棣后脚就回来了。特务纷纷来到老皇帝跟前汇报工作,尤其是汉王朱高煦的眼线,供出了一个重大事件:有人暗中串联,搞阴谋诡计。举报解缙“私会太子”。

《明史》 记载:“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

一个“伺”字,体现了朱高煦整人的毒辣,说解缙是瞧准了老领导出差机会,有预谋地来与新领导私会的。

那么,朱棣的反应如何呢?《明史》 记述了三个字:“帝震怒”。

 “无人臣礼”,捅到了这位强人帝王的最敏感处。

什么是“无人臣礼”?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分不清大小王,摆不正位置,不懂政治规矩。被指责为“无人臣礼”的大臣,一般为行事张狂、目无领导的下属,放到今天,可能也就是组织纪律问题,但在在古代中国,可了不得,不是违纪,而是弥天大罪!

在朱棣心中,对文人士大夫是有很大偏见的,尤其对没有气节的文人,一边使用一边鄙视。

早在靖难之役成功,登上皇位之初。他就表现了对文人无行的厌恶。

史料显示,在朱棣第一次永乐朝会时,为了表现自己英明神武、从善如流,朱棣命人抬出了一口大箱子,里面全部是建文帝在位四年来大臣们写的奏章,其中多为削藩及靖难的应对之策,对于朱棣当然是多为不利。

朱棣笑着对眼下投靠新主的文人们说:这些奏折里,是不是也有你们的啊?

大臣们见了,更是面面相觑,生怕灾难降临在自己头上,这时候,从大臣中走出一位文官,他叫李贯,曾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人。李贯上奏道:启禀皇上,在这些奏章之中绝对没有我的。因为建文帝登基四年来,我没有写过一次奏章,更没有建议削藩这等事情

李贯对朱棣讲这句话的本意,是说他从来没有与朱棣为敌,因此应该重用他。谁知朱棣听了,未置可否,并没有露出欣喜之情。他反而问道:李贯你为官几年?一年朝廷给你多少俸禄?

李贯如实说了,做了几年官,享受多少俸禄。听后朱棣勃然大怒,说道:你为官几年,作为臣子,不写奏章,不知道为君王分忧,白白浪费了国家几年粮食。该当何罪?

李贯听了,吓得战战兢兢,手足无措。最后,这个李贯受解缙案牵连,被朱棣免去官职,将其发配云南,而且要求其三世不得为官。

建文事件,征安南事件,以解缙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前倨后恭的表现,令朱棣大为不屑。同时多疑的他开始怀疑,解缙这么做是不是在做下一场邀宠新君准备?等我死了再来个咸鱼翻身?

对水性才子,朱棣出离愤怒。他要扑捉战机,对才子及太子党进行一次残酷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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