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学问怎不如福泽谕吉管用
2018-11-02 08: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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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的学问怎不如福泽谕吉管用

晚清中国,在学问上声望最高的官员,既不是科举落榜生袁世凯,也不是一生没留下一本像样著述的李鸿章,而是准状元郎、官至总督的清流领袖张之洞。
政见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进。品性上,清廉自律。学问上,著述颇丰。在很多读书人心目中,是官学双丰、时代大师级人物。
张之洞的学问怎不如福泽谕吉管用

就政治派别而言,张之洞总体属于晚清洋务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务比李鸿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论水平也高于李鸿章。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多干吏,理论不成体系,而洋务派中唯一像模像样的文字东西,是张之洞作品《劝学篇》。
《劝学篇》主要写了什么?其中心思想可用书中一语概括——“中体西用”。何谓“中体西用”?张之洞在《劝学篇》阐述得比较清楚,即:在中国传统政体政教不变的情况下,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强国。
具体说来,什么是“中体”?那就是帝制儒教。坚持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坚持传统国家核心价值观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则主要指欧美“火器”,坚船利炮,先进的军事装备。
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他在国内圈了大量的粉丝。其中不乏一些学术达人。比如,张之洞帐下有个幕僚名唤辜鸿铭,是个翻译家,精通多门外语,号称学贯中西,但却是“中体”的坚定维护者。后来清廷被推翻后,他坚持不剪辫,以“小辫学者”著称。
辜鸿铭喜欢辩论,可谓张之洞手下的“首席辩士”。作为能言善辩的“文化怪杰”、香帅的拥趸,辜鸿铭不遗余力地为“中体西用”之“洞见”鼓吹,留下了不少辩论“佳话”,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访清国,南下拜会张之洞,香帅令辜鸿铭随同出席,并令辜将他的成就——儒教经典教材《论语》英译本送给伊藤博文。张之洞和辜鸿铭本以为,收到此礼的日本客人会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却对辜鸿铭一通抢白:
“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喜欢辩论的辜鸿铭并不感到难堪,顺势反弹: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听了,一时无言以对。
这段舌战辜鸿铭引以为得意的辩论胜例。伊藤博文虽然纵横天下,可辩才不及辜鸿铭。从形式看,的确是辜鸿铭占据了上风。但从本质上分析,辜鸿铭的辩词,却是明显的诡辩。把孔子之教与“三三得九”的算术混为一谈,有典型的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学,甚至不是社会科学,除了发挥教义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学的龙鳞。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并论?如果说孔子的理论是永恒的,那么坚持孔子理论两千年的中国应该长盛不衰才是,怎么被放弃儒教的蕞尔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呢?!
张之洞、辜鸿铭的“学问”到底管不管用,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甲午战争爆发前,身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对大清战胜日本非常乐观,“小日本、穷日本”是他的日本观。为此,他曾向急于求战的光绪皇帝提出不战而胜之计:“只要我们召回公使禁止对日贸易,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就会陷入穷境。用不了一年,他们就会不战自乱。所以我们强化海禁就够了。”
事后证明,张之洞之计,就是个笑话。
有人评价张之洞是个巧宦,劝学也不过是投机、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来,张之洞的劝学更像东施效颦。因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学者出版了同名书作《劝学篇》,二人“撞书”了。
不过,却不存在抄袭问题,而只是暴露水平问题。因为日本的这本劝学,不仅对东方国家学西方之本厘清,而且还把东方“人的近代化”说得通透。
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现行日本最高面值纸币:一万日元上的老人头——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比张之洞大两岁。出身士族。与张之洞不同,福泽谕吉虽是一位士人,却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没任什么官职,但这却成为露脸的事。因为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独立。
福泽谕吉的初学是汉学。他的父亲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汉学家。福泽谕吉出生时,父亲刚刚得到了一部名为《上谕条例》的汉籍,于是给他起名“谕吉”。福泽谕吉家学渊源,少年时除了《史记》《汉书》《战国策》之外,曾经读过十一遍《左传》。但最终他对汉学却“恩将仇报”。自青年时代开始学习“兰学”起,他就对汉学产生了疑虑,尤其25岁时游历欧美之后,就成为彻底的西学者。
1885年,五十岁的福泽先于张之洞十年,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见识之深刻后者望尘莫及。
比如对民权的认识,张之洞认为万万使不得:“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而福泽谕吉则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
还有对做官的态度,张之洞以为是青云之志,而福泽谕吉则认为,要紧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个人独立:“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福泽发表《劝学篇》时的日本虽处维新之中,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就是要给年轻人打个样,“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犹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他认定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把东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归结为孔子儒教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就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轻人能从这种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显然,福泽谕吉对传统儒教是持排斥态度的。他称儒学系东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脱离实际的学问”。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抛弃汉学与儒教传统,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说,“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实用知识就是洋学,即西方科学。他大力提倡学习的西洋科学,与张之洞不同,其科学含义并不局限于科技,而是涵盖社会科学,相比数理化,福泽对法学、社会学等西学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受他影响,明治政府维新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干。这个“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层建筑方方面面。
坚决不做官、做独立榜样的福泽谕吉将著书办学办报视为自己三大事业。如今有着“亚洲第一私立学府”之称的日本庆应大学,就是他在1858年时创办。现在日本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产经新闻》,也是由他在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合并而来的。
福泽谕吉的办学宗旨是“独立”。庆应大学的校训是“独立自尊、笔比剑强”。
他的办报方针依然是“独立”。“独立不羁、不偏不倚”是《时事新报》公布于众的办报精神。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日本维新时代,教育家、报人福泽谕吉发挥了点石成金作用,用他的书、学校和报纸,催生了一批“近飞日本”的青年精英。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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