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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学问怎不如福泽谕吉管用
2018-11-02 08: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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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在学问上声望最高的官员，既不是科举落榜生袁世凯，也不是一生没留下一本像样著述的李鸿章，而是准状元郎、官至总督的清流领袖张之洞。
政见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进。品性上，清廉自律。学问上，著述颇丰。在很多读书人心目中，是官学双丰、时代大师级人物。
就政治派别而言，张之洞总体属于晚清洋务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务比李鸿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论水平也高于李鸿章。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多干吏，理论不成体系，而洋务派中唯一像模像样的文字东西，是张之洞作品《劝学篇》。
《劝学篇》主要写了什么？其中心思想可用书中一语概括——“中体西用”。何谓“中体西用”？张之洞在《劝学篇》阐述得比较清楚，即：在中国传统政体政教不变的情况下，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强国。
具体说来，什么是“中体”？那就是帝制儒教。坚持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坚持传统国家核心价值观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则主要指欧美“火器”，坚船利炮，先进的军事装备。
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他在国内圈了大量的粉丝。其中不乏一些学术达人。比如，张之洞帐下有个幕僚名唤辜鸿铭，是个翻译家，精通多门外语，号称学贯中西，但却是“中体”的坚定维护者。后来清廷被推翻后，他坚持不剪辫，以“小辫学者”著称。
辜鸿铭喜欢辩论，可谓张之洞手下的“首席辩士”。作为能言善辩的“文化怪杰”、香帅的拥趸，辜鸿铭不遗余力地为“中体西用”之“洞见”鼓吹，留下了不少辩论“佳话”，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访清国，南下拜会张之洞，香帅令辜鸿铭随同出席，并令辜将他的成就——儒教经典教材《论语》英译本送给伊藤博文。张之洞和辜鸿铭本以为，收到此礼的日本客人会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却对辜鸿铭一通抢白：
“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喜欢辩论的辜鸿铭并不感到难堪，顺势反弹：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听了，一时无言以对。
这段舌战辜鸿铭引以为得意的辩论胜例。伊藤博文虽然纵横天下，可辩才不及辜鸿铭。从形式看，的确是辜鸿铭占据了上风。但从本质上分析，辜鸿铭的辩词，却是明显的诡辩。把孔子之教与“三三得九”的算术混为一谈，有典型的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学，甚至不是社会科学，除了发挥教义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学的龙鳞。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并论？如果说孔子的理论是永恒的，那么坚持孔子理论两千年的中国应该长盛不衰才是，怎么被放弃儒教的蕞尔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呢？！
张之洞、辜鸿铭的“学问”到底管不管用，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甲午战争爆发前，身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对大清战胜日本非常乐观，“小日本、穷日本”是他的日本观。为此，他曾向急于求战的光绪皇帝提出不战而胜之计：“只要我们召回公使禁止对日贸易，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就会陷入穷境。用不了一年，他们就会不战自乱。所以我们强化海禁就够了。”
事后证明，张之洞之计，就是个笑话。
有人评价张之洞是个巧宦，劝学也不过是投机、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来，张之洞的劝学更像东施效颦。因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学者出版了同名书作《劝学篇》，二人“撞书”了。
不过，却不存在抄袭问题，而只是暴露水平问题。因为日本的这本劝学，不仅对东方国家学西方之本厘清，而且还把东方“人的近代化”说得通透。
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现行日本最高面值纸币:一万日元上的老人头——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比张之洞大两岁。出身士族。与张之洞不同，福泽谕吉虽是一位士人，却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没任什么官职，但这却成为露脸的事。因为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独立。
福泽谕吉的初学是汉学。他的父亲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汉学家。福泽谕吉出生时，父亲刚刚得到了一部名为《上谕条例》的汉籍，于是给他起名“谕吉”。福泽谕吉家学渊源，少年时除了《史记》《汉书》《战国策》之外，曾经读过十一遍《左传》。但最终他对汉学却“恩将仇报”。自青年时代开始学习“兰学”起，他就对汉学产生了疑虑，尤其25岁时游历欧美之后，就成为彻底的西学者。
1885年，五十岁的福泽先于张之洞十年，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见识之深刻后者望尘莫及。
比如对民权的认识，张之洞认为万万使不得：“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而福泽谕吉则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
还有对做官的态度，张之洞以为是青云之志，而福泽谕吉则认为，要紧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个人独立：“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福泽发表《劝学篇》时的日本虽处维新之中，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就是要给年轻人打个样，“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犹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他认定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把东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归结为孔子儒教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就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轻人能从这种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显然，福泽谕吉对传统儒教是持排斥态度的。他称儒学系东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脱离实际的学问”。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抛弃汉学与儒教传统，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说，“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实用知识就是洋学，即西方科学。他大力提倡学习的西洋科学，与张之洞不同，其科学含义并不局限于科技，而是涵盖社会科学，相比数理化，福泽对法学、社会学等西学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受他影响，明治政府维新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干。这个“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层建筑方方面面。
坚决不做官、做独立榜样的福泽谕吉将著书办学办报视为自己三大事业。如今有着“亚洲第一私立学府”之称的日本庆应大学，就是他在1858年时创办。现在日本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产经新闻》，也是由他在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合并而来的。
福泽谕吉的办学宗旨是“独立”。庆应大学的校训是“独立自尊、笔比剑强”。
他的办报方针依然是“独立”。“独立不羁、不偏不倚”是《时事新报》公布于众的办报精神。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日本维新时代，教育家、报人福泽谕吉发挥了点石成金作用，用他的书、学校和报纸，催生了一批“近飞日本”的青年精英。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