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南下，南明求援日本，日本德川幕府就是否借兵给南明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拒绝南明的援兵请求，不发救兵。这是为何？ 请欣赏本人新作《东林沉浮》选36——

           为救大明他三度借兵日本却最终不归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这是东林学子朱之瑜的两段诗，诗名为《避地日本感赋》。

明亡后，很多汉族士人为了“全节之志”不剃发，奔走呼号，其中“明末四大学者”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分别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之瑜。

但最终三人被迫剃发，包括写下《断发》诗的顾炎武（一旦持剪刀 ，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我们现在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存世的画像，脑袋上都戴个头巾，恐怕就是因为大半个脑袋是光溜的。史料显示，顾炎武、黄宗羲这两年肯定是剃了发的，王夫之存疑，唯有朱之瑜，堂而皇之保住了汉民族衣冠，实现了“全节之志”。

朱之瑜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保住民族气节的他，又悟出了什么道理？

朱之瑜，又称朱舜水，浙江余姚人。据《朱之瑜评传》记载，朱之瑜本是皇族出身，与朱元璋子孙是一家子，但自小家道中落，家境清苦。虽然物质生活很差，但他精神上却一直保持贵族姿态。他为人正直诚恳，不肯趋炎附势、阿谀奉迎。在他37岁时，有人带了家谱找他，给他找了比本朝皇族还耀眼的身份。这人说自己是南宋朱熹的后裔，认朱之瑜为同族。朱之瑜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同族人都同意，但他毅然予以拒绝。各位须知，自明以来，理学宗师朱熹仅次于儒家鼻祖孔孟，已成为后封建王朝的圣人、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偶像，文人士子皆以攀附朱熹为荣耀，但朱之瑜却认为：“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说人贵在自立，没必要抱名人权贵大腿，足见人格品味之高。

从儒家学派角度讲，朱之瑜可谓东林学派嫡传弟子。他的老师吴钟峦是晚明清流名士，师从东林书院两代山长顾宪成、高攀龙。在老师的影响下，朱之瑜陶冶的是正气与实学之风。明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三十九岁的朱之瑜考取恩贡生。人人以为，他从此会进入官场，飞黄腾达，而他却拒绝当官，选择做一个学者。为什么？因为此时大明王朝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国家政治变得越来越黑暗，朱之瑜认为自己绝难成为当时官员那样无耻之人。况且，他早看透了那位“励精图治”的崇祯帝，野史记载，他曾经对不解的妻子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出来做官，可能会官运亨通，然后就会建言国事。说的话皇帝肯定不会听，轻了就会把我问罪，遇到祸事还会拿我顶缸。

对比东林前辈的遭遇，朱之瑜的预言确实够准。可以说，他早已看懂，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已经无可救药。他认为“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一个士人的成功，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而在于干成多大的事。社会应该按成就大小，而不是按官位的大小尊重一个士人。朱之瑜立下的是济世之志，希望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感受到官场黑暗的他，所以辞官不做，从崇祯年间起，先后十六次拒绝朝廷的邀请，专注学问。

六年后即崇祯十七年，朱之瑜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明朝北京政权灭亡后，朱家残存皇室虽然建立南明小朝廷，但无力支撑局面，趁火打劫的清兵南下攻明，南明战场上节节败退，朱之瑜有家难归。老家余姚也被清兵占领，浙江剩下了最后一个抗敌据点——舟山群岛。此时群岛集结了大批败退来的军队与官员，围绕在监国鲁王朱以海周围，其中就有后东林学者、朱之瑜老师吴钟峦，他也赶到这里辅佐鲁王，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朱之瑜也跟流民退到这里。无路可退、从不与政府合作的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身抗清，全力救国。

但是，鲁王的乌合之众实在不堪一击，于是决定向海外借兵，其中主要借兵对象就是日本，多次派人赴日，希望与日本结盟共同北伐。

在借兵日本上，朱之瑜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

现在中国人去人日本，应该是件很简单的事，不过三小时航空旅行，就能从北京飞到东京。但是，三百年前的运输能力，与现代呈霄壤之别，天上不能飞，海上船帆又经不起大风浪，所以东渡日本往往费尽周折。

     朱之瑜一生五次出海，三渡日本，两次未遂，海上漂泊了十余年，差一点做了太平洋上的孤魂野鬼。

     第一次赴日，他从中国浙江舟山群岛出发，到达日本近海。此时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时代，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朱之瑜到了日本近海后不能登陆，只得原路返回。

     第二次赴日，千辛万苦，依然不能靠岸。就在辗转反侧间，他反清复明的根据地舟山不幸被清兵攻陷，鲁王败逃海上，老师吴钟峦已自杀殉国，朱之瑜彻底无家可归。屋漏偏逢连夜雨，游荡期间他又被安南国(今天的越南)兵马截获羁押。安南国王欲留下他，希望他臣服，他誓死不拜。安南王感佩他的气节，放他远走。

　   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朱之瑜的想法已经产生变化，他知道日本已经不可能援助中国了。因为与监国鲁王相向行的另一个南明政权、退到福建的隆武帝，曾写了八封求援信，请日本帮助南明恢复中原，均石沉大海。通过多方打探，朱之瑜了解到这样实情:

    接到残明求援信后，日本德川幕府就是否借兵给南明进行了讨论。由于日本天皇其时只是一个虚君，国家事务都由德川幕府将军藩主决定，讨论当中，势力最大的大名纪州藩藩主德川赖宣认为划不来坚决反对，于是德川幕府决定拒绝南明的援兵请求，不发救兵。

   得知内情的朱之瑜不再求救兵，而是求避难。衡量当时的局势，朱之瑜认定复国已无望，与其做亡国奴，不如远走高飞。于是，以“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准备在此终了一生。

    然而，当时日本幕府沿袭海禁锁国政策，已经“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朱之瑜去日本不纳，有国难回，一叶扁舟飘零东海好一阵。

    朱之瑜为什么一再选择流亡日本？最终日本如何接纳了这个中国学者？

    一切都与朱之瑜在日本的政界学界知己有关。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朱之瑜一生与大明官场无缘，但对日本政界、学界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获得了高度认知。朱之瑜来日本前，就与安东守等人神交已久。安东守约是日本著名学者，在日本政界学界颇具盛名。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个日本好友奔走呼号，日本政府特批，为朱之瑜破了四十年国禁，准允他在长崎租屋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无疑，除了看本国学者的面子，日本幕府还看中了朱之瑜的才学。朱之瑜虽然也是儒门弟子，但他的学问讲究 “实理实学、学以致用 ”，认为 “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这与东林学派一脉相承，也与日本的“实言实行”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一拍即合，所以，朱之瑜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器重，自抵日之日起，日本达人纷纷拜师，继安东守约之后，朱之瑜的学生遍布日本，其中包括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开创者）的孙子、水户藩主德川光国。

朱之瑜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胜国宾师”，尊以师礼。因其年长，不便直接称名，便希望朱之瑜起一名号，以方便称呼。朱之瑜想一想，说，就叫“舜水”吧，因为家乡余姚有一条河叫做“舜水”，以示不忘故国之意，由此，朱之瑜始称“朱舜水”。“朱舜水”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东林学人朱舜水开始了在日本的讲学岁月，二十年时光流逝，他创立的“水户学派”形成规模，这个学派以朱子理学为基础，强调尊王一统、大义名分，与东林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东林学种，朱舜水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日本讲学，成为日本那段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他讲授的内容虽然听起来有点儒家老调重弹，从思想上无甚突破，但此间转化的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尊王攘夷”的精神力量，却是不可低估的。擅长拿来主义的日本人——朱舜水的日本众门徒们，学以致用，把此学转化为日本尊王说，鼓吹国家强盛需要一个正统权威，后来严重影响了明治维新中的尊王派。

   东林学种幸存日本，对中国来说，延续了一个正宗学种，保留了“中土士魂”的血脉。对日本来说，朱舜水投奔此地意义更为深远。

    视朱舜水为国师的德川光国不是慈善家而是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是为日本的未来。公元1672年，德川光国聘请舜水先生为指导，任命他的日本高徒安积觉为主编，安排师徒一道撰编《大日本史》。该史以“尊王一统”之说贯穿始终，暗喻东方文明的中心国，以及东方政治精英士大夫代表，已从中国转移日本。

东林学人朱舜水一边在日本讲学，一边念念不忘故国亡国之恨。在日本他写下了《中原阳九述略》，总结了明亡两大教训：

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学术虚伪。

朱之瑜说，“中国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朱之瑜分析道：我们大明王朝与其说是亡于外敌，不如说是亡于自毁，这就像一个木头，生了虫子的道理一样啊。一个木头是先朽了，而后蛀虫才会来，不存在木头没有朽，而蛀虫生出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