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怎以“黑吃黑”平息党争
2018-11-19 08: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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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2——    

   朱元璋怎以“黑吃黑”平息党争

不少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天下时的朱元璋队伍,主要靠两大地方派支撑: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建国后,这两派各自形成两大党争集团——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

而朱元璋是最见不得群臣结党的皇帝,所以用过之后,必千方百计瓦解之。

朱元璋怎以“黑吃黑”平息党争

首先,他要打一个拉一个。先利用淮西党,打压浙东党。

从籍贯而论,胡惟庸、李善长这批人和朱元璋是一伙的,都是淮人,同属淮党。所以在朱元璋弱化浙东集团时,胡惟庸派上了大用场。

可以说,朱元璋没有看错胡惟庸。胡惟庸虽然没有徐达那般横刀立马的武功,也没有刘伯温般运筹帷幄的谋略,但却有他人不及一些特长。哪些特长呢?

 《明史•奸臣传》记载,自洪武三年起,胡惟庸 “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这段史记,清楚说明胡惟庸受宠的原因。迎合朱元璋。

他是怎么迎合朱元璋的呢?主要就两字:整人。

这不仅是他的特长,而且是他的主要政治作为。

用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话说,胡惟庸这个人“阴刻险鸷,众多畏之”。说胡惟庸就像凶猛的老鹰,群臣大都怕他。而我以为,用棍子比喻胡惟庸更为恰当。纵观胡惟庸进中央后的主要“政绩”,就是帮助朱元璋整人,作为朱元璋手里的一根棍子,朱元璋想整谁,胡惟庸就打谁。

那么,胡惟庸帮朱元璋整了哪些人,都是怎么整的呢?

我们知道,胡惟庸是朱元璋任用的中书省最后一个大员,胡惟庸之前,朱元璋在中书省任用过四个大员。这四个人下场悲惨,或多或少都与胡惟庸有些干系。

关于这四个大员遭遇及其与胡惟庸关系,我们会在随后的章集中一一展开。

这一集先说第一个被整死的中书省大员、中书右丞:杨宪。他的垮台、死亡,固然离不开朱元璋的棋局设计,但具体操作均与胡惟庸有着直接关系。

杨宪,公元1321出生,山西太原人。从小就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江南生活,算是半个江南人士,所以政治派别上属于浙东集团。元至正十六年即公元1356年,杨宪投奔朱元璋做幕僚,掌文书。因办事干练,加上又是朱元璋军师刘伯温的门生,为朱元璋器重。

那么,杨宪的哪方面才华,令朱元璋欣赏呢?

史料对杨宪投奔朱元璋之前的教育成长经历没有任何交代,但却清楚记载了杨宪在朱元璋这里找到工作后的“业绩”。

杨宪的发迹,是因为检校工作出色。

什么是检校?检校,这几乎是中国历代都有的官职,本来是一种散官,中央临时派到地方的办事员。但到了大明王朝,却变了“性”了,成为特务的一种

我们知道,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朱元璋很早就建立了分布全国的特务网,这些特务网网罗了乞丐、和尚、道士、妓女等三教九流情报特务,供朱元璋对内监视臣民对外侦察敌情。渐渐这个特务网就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特务组织,即后来的检校。这些检校明为散官言官,实际上专门负责打探各地官员隐私,密报给皇帝。所谓出色的检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好特务。

大明王朝的检校组织,很早就由杨宪等人接掌了。这些检校大都具备一定吏才,而且没有任何背景,所以做事不怕得罪人,唯君是从,一心只替主子尽忠,因此深受皇帝信任。其实史书上所说的酷吏也包括这类人,他们是帝王的探照灯和杀人刀,当然也非常容易成为主子的替罪羊。

  史料记载,洪武初年,杨宪正式担任检校官,历官至御史台中丞,与刘基刘伯温并肩。此时的检校已具一定规模,后来延展为锦衣卫。朱元璋为了确保监察到位,不时提高其职权,令检校“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奉闻”。哪怕是道听途说,也要上报皇帝,错了也不用担责。

 史书描述,作为检校的领导人物,杨宪“执法不阿”,真正表现出了对主子的忠心。对此朱元璋是非常满意,他曾高度肯定杨宪等人工作出色:“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有了杨爱卿这些人,皇帝就像养了凶犬,谁敢不怕?

当然,朱元璋在委杨宪以重任前,也做了一番考察。在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打败了敌手张士诚的朱元璋,将张士诚的地盘、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称浙东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名义上作为属官随行辅佐。临出发前,朱元璋告诫杨宪说: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历练,浙江方面的事务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问题,我只拿你问罪。”

由此可见,杨宪不光是李文忠的属官,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军务而派出的督查检校。果然,杨宪并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有所顾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报告说李文忠不听他的话,任用一群儒士干预公事。那时浙江作为前敌占区,许多读书人都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如今虽然归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但对这些人,朱元璋却始终不大放心。一听到杨宪的报告,他立刻派人把那群儒士押解进京,杀掉两人,其余几人充军发配。

李文忠呆在浙东时间并不长,杨宪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员的动向,并一一向朱元璋汇报,他可称得上是个合格忠诚的情报人员。因此,考验考察结束,明朝建国后杨宪被任命为检校组织的负责人,相当于后来飞扬跋扈的锦衣卫都指挥使。

因为杨宪执行君令不惜力,还有更大官等他做。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任命杨宪为中书右丞。所谓中书右丞,并不是中书省右丞相,而是次于丞相的中书省二级官员,在参知政事之上。如果说丞相是总理,那么左右丞即相当于副总理、总理助理,参知政事就是国务委员。

也就是说,杨宪做了李善长的副手。要这么一个情报组织的头子做丞相助理,朱元璋显然自有盘算,具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可以成为他安插在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钉子。以掣肘李善长的相权。

但是钉子也是有思维有想法的,此时的李善长身体出了些毛病,处于半休半退状态,杨宪等于当上了执行丞相。大权在握后,杨宪开始膨胀。专断跋扈、结党营私、恃宠而骄,引起群臣不满。

杨宪执相后的所作所为,正中了刘伯温预判。刘伯温称杨宪没有做丞相的度量,而且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于己者,辄以计中伤之”,是个派性意识、权力欲很强的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预判,都在执相之后得以验证。

所以,无论如何,杨宪算不得好人,而是比较阴险的一个小人。

何以见得此人阴险?

举一个例子,张昶之死。

张昶是元朝旧臣,官拜户部尚书。朱元璋灭元后,招降张昶,任命其为参知政事,与杨宪共事。这张昶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才华远在杨宪之上,所以引起了杨宪的危机感,有些羡慕嫉妒恨,意图整之。

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朱元璋实行严刑酷法治国,张昶不免有些怀旧,怀念宽松的元朝。杨宪看出了张昶的心思,于是就想方设法套他的话。他先是以甜言蜜语取得了张的信任,待张对其放松警惕后,便引诱其发牢骚。结果,张昶拿杨宪当成了知心朋友,对杨推心置腹地说道:“吾故元臣也,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我是元朝旧臣,勉强留在朱元璋这里,还是忘不了旧君主。而且,我的妻儿老小都在北方,不知道死活,所以实在不想在这干了。

很快,杨宪就将张昶的这番话,添油加醋,密告朱元璋。于是张昶不能“忘故君”的心思就被朱元璋得知了,朱元璋当然不会放过不忠臣子,果断诛杀张昶。之后还余怒未消地,声称要“碎其骨,投于水”。

可见,杨宪就是这样一个小人。早在朱元璋未称帝时,杨宪就常常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劝说朱元璋“行督责之政”,对臣民来狠的。成了执行丞相,更是大肆排斥异己、不可一世,原先的旧吏统统被他斥去,而改用自己的亲信。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小集团,谁都不放在眼中,以为左丞相非自己莫属。

膨胀的杨宪向第一相位发起了冲击,主动进攻李善长,向朱元璋进言:“善长无宰相才。”李善长没有大才,应退出左相之位。傻子都能听出这话话音,就是我杨宪才是群臣之首材料。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朱元璋看出了杨宪野心,一个帝王能怎能被特务利用,于是敷衍杨宪:“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难,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

李善长虽然不济,但好歹是最早跟我的旧部,不能轻易废掉,今后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杨宪排挤李善长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却更加扩大了他与淮西集团的矛盾。已经成为淮西集团二号人物的胡惟庸,此时还没有拜相,身为参知政事的他如芒刺在背,就向李善长进言,必须搞掉杨宪,“如果杨宪做了丞相顶了您,我们这帮淮人就做不得高官了”,在胡惟庸的怂恿之下,李善长开始寻找一个反击的绝佳机会。

此刻,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容不下杨宪,朱元璋对杨宪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于是,和李善长绑在一起的胡惟庸,抓住时机,向杨宪发起攻击。

这个杨宪也活该倒霉,他的一个小辫子被抓到了。史载,杨宪有个外甥在科考中因抄袭当场被抓,杨宪为了遮丑亲自审理此案,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料,这个情报被胡惟庸搞到了,联合李善长举报杨宪,朱元璋令胡惟庸审理此案。于是胡惟庸大显身手,将杨外甥一通皮鞭子沾凉水,老虎凳辣椒水,你想,一个作弊者有什么坚强意志,结果很快招了:后台是我舅。胡惟庸上报皇上审理结果,建议严惩。

此外,胡惟庸还举报了杨宪其他一系列罪行。其一,草菅人命。在审理事案时滥用酷刑,致使五名官员不堪折磨而死。其二,私吞财产。查抄犯人家产时隐匿大量浮财据为己有,贪赃枉法。

胡惟庸的有力指控终于致杨宪于死地,接到报告后的朱元璋毫不含糊,他对野心膨胀的杨宪早已心生杀机,于是马上宣判:判处杨宪死刑,斩首弃市。

纵观杨宪之死,表面上看,是淮西与浙东两党权力斗争结果,其实深层原因,却在朱元璋。杨宪死活不仅是朱元璋对付丞相的大棋局所需,更是暴君与酷吏关系的典型性缩影。

我们不妨做个反思,作为浙东派的大员,杨宪在浙东领袖刘伯温眼里,都不是当丞相的料,为什么朱元璋还要用他?

不是皇帝出了昏招,而是必杀技。朱元璋让杨宪执相,并非想验证杨宪当丞相合不合适,而是要证明丞相制度不合适。关于这个,之后的篇章,我们会慢慢展开讲。

再有,作为大明王朝的资深特务,杨宪之死是皇帝朱元璋杀威立威后平息众怒的必然结果。

用酷吏,灭酷吏,一向是古代暴君弄权伎俩。

纵览中国历史,你总会发现有这么一群“大人物”,没见他们打过什么战役,但却显贵一时,地位超过了开国元勋,比照战功卓著的将军,他们赢在哪里呢?

 譬如中国唐朝武周时代,有个“游击将军”索元礼,深受武则天赏识,那些股肱之臣狄仁杰张柬之在索元礼面前也噤若寒蝉。而这个索将军并非是一员带兵打仗的战将,也没去过前线立过什么军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小报告,特长就是刑讯逼供。史料显示,索元礼生性残暴,不近人情。他发明了一种用于刑逼的特制铁笼,笼内布满铁钉,若罪犯不按他的指控招供,便会立即被钉得脑浆四溢。遇到硬气嫌犯,他还有更狠招,命人把犯人倒挂起来,再在头发上系上重石,谓之“坠石”。如此惨无人道的毒辣招数,其结果便是一招十、十招百,百招千。据不完全统计,武周时期死于索元礼之手的冤魂多达千人。有感于告密起家所尝到的巨大甜头,索元礼总结成功经验,与另一著名酷吏来俊臣合写了一部《罗织经》,专门展示罗织罪名、屈打成招的黑心得。 这酷吏出书可谓奇葩,也体现了他们的才气,但这才是什么才?鬼才也!非人才也。

   拿当时屡立战功的魏元忠与索元礼对比,可能是对前者的一种侮辱,但在当时的武周时代,二人的地位却掉了个儿。魏元忠是唐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三朝元老,两次出任宰相,并兼兵部尚书,副元帅等职,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士大夫。但就是这么一位大家,却在酷吏面前折贵。在与游击将军的较量中,魏元忠四次被诬遭贬,从洛阳令一直贬到思州尉,昔日元帅,官级已在游击将军之下。

整人有术的索元礼,得到武则天数次召见和赏赐。为什么武则天要重用酷吏?因为在武氏以周代唐,就是篡逆。篡位初期要杀威立威,所以武则天要利用酷吏打击政敌。而当政敌被杀、政局稳定之后,武则天对酷吏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由重用变成了抑制。酷吏也很快走上了丧家犬的道路。史料显示,武周政权刚刚稳定,武则天即贬杀酷吏,索元礼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

史书《朝野佥载》记述索元礼的最后结局。他“座赃贿”,列于狱中。官吏在审讯索元礼的时候,索元礼还嘴硬,死活不肯认罪,看过《罗织经》大作的审讯官绝对有招,“吏曰:取公铁笼来!”于是“元礼服罪,死狱中。”

被武则天卸磨杀驴的索元礼,被下狱后还想抵赖抗拒,但是判官拿来了索将军发明的刑具大铁笼,索将军立刻就崩溃了。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整人王,终于尝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小结中国酷吏史,可以发现这个规律:凡是酷吏兴盛的年代,大都是极权统治最残酷的时期。从武则天大周时代,到朱元璋洪武时代,都是明证。

话说回来。朱元璋手下的杨宪,与武则天手下的索元礼来俊臣大同小异,实属一类人物,他为朱元璋杀伐内斗肝脑涂地,甘效犬马之劳,乃至受各政治派别势力排挤“人不和”,为了照顾各派别情绪,加之此犬有些狂吠,妄想与主人同席共枕,所以朱元璋干脆将其杀了,一来平息众怒,二来以绝后患,这就是特务酷吏的标配下场。

总之,我对杨宪之死的结论是,罪名虽有些冤,但死得不冤,此人与胡惟庸一样,以整人起家,亦可谓恶贯满盈。

胡惟庸在杨宪之死上,充当的是催命判官角色

杨宪死后,浙东党势力大损,淮西党看到独霸中书省机会,但这不是李善长的机会,而是胡惟庸的机会。

胡惟庸助杀杨宪成功,接下来的使命,是继续做皇帝的扫膛棍,劝退李善长。

很多人都以为胡惟庸和李善长是一伙的,但殊不知,胡惟庸也是朱元璋弱化李善长的一枚棋子。

我们知道,大明建国伊始,朱元璋就任命自己的大秘李善长为首任左丞相,但李善长没干多久,只做四年,就病退了。李善长病退时58岁,不是很老,得的也不是大病,后来归乡养了不到一年就好了,但却再也没回到丞相岗位。

这和胡惟庸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李善长在任左丞相时,胡惟庸是参知政事,地位仅次于丞相及左右丞。李退下来就有可能轮到胡接班。虽然李善长是胡惟庸的恩人伯乐,胡惟庸对李善长也是毕恭毕敬,但朱元璋却有自己盘算。

我们前面反复接待过,朱元璋集团两大地方派浙东派与淮西派。建国后,两派不由自主党争,被朱元璋充分利用。在朱元璋弱化浙东集团时,胡惟庸李善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浙东集团势弱,尤其是李善长独揽相权时,朱元璋又不能容忍淮党及其党首李善长独大了。

建国初期,即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对李善长高度评价:“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李善长被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食禄年四千石。在朱元璋加封的开国六大国公中,“善长位第一”,统兵征战的徐达次之。

身为韩国公,李善长还得到了朱元璋所赐的免死铁券,上书朱元璋亲笔题字,不亚于皇家功劳簿:

“朕起自草莱,提三尺剑,率众数千,居群雄肘腋间,未有定期,而善长来谒辕门,倾心协谋,从渡大江。于是定居建业,威声所至,无不来附,不一二年间,集兵数十万,东征西伐,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况剸繁治剧,和辑军民,无有怨谣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独知之,其人人未必尽知也。昔者汉萧何有馈饷之功,千载之下,人皆称焉。比之于尔,萧何未必过也。今天下一家,尔年已高,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除谋逆不宥,某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勋。”

但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态度就大变了。

当然这与李善长做派也有一定关系。史书描述,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成了群臣之首后,他日益自专,只要有人稍微冒犯他的权威,就定罪贬黜。这就跟朱元璋的专制意志犯冲了。

朱元璋深知,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道理。所以他想分化淮党,让胡惟庸挤走李善长,避免二人绑在一起、使淮西一党独大。如果胡惟庸想“自励”,就专心为皇帝卖命好了。

朱元璋的设计得到乖巧的胡惟庸配合。李善长在左丞相这个岗位干得正欢时,身体闹点小毛病,大概也就是头疼脑热什么的,朱元璋就不断劝李善长,注意身体啊,不行就住院吧。胡惟庸也不停安慰伯乐,您放心病退吧,这里有我呢,以后干什么依然好使。

朱元璋与胡惟庸一唱一和,于是,最终目的达到。

洪武四年,李善长辞相归居。洪武六年七月,朱元璋封胡惟庸为右相。这个昔日朱门小吏,正式从中书省的配角升为领衔主演。

至此,浙东与淮西党争土崩瓦解,大明王朝只存“帝党”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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