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执政的东林党干了哪些好事
2018-02-28 07: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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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新作《东林沉浮》由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品,现已全面上市,敬请欣赏选节9—— 

      晚明执政的东林党干了哪些好事

公元1621年夏历九月初六,大明群臣簇拥着朱由校,在乾清宫举行太子即帝位仪式,朱由校正式继承帝位。改年号为天启,朱由校就是天启帝、明熹宗。

可以说,朱由校这个皇帝宝座,是东林党为他抢来的、扶上去的。虽然此时的朱由校只有16岁,但他也知道好歹,懂得投桃报李。继承大统之后,他要报答东林党人了,于是东林党人受到了天启皇帝的全面重用。

晚明执政的东林党干了哪些好事

倾向东林的老臣、礼部尚书叶向高再度出任了内阁首辅。

我在前面讲过,东林在野掀起李三才事件时,叶向高就担任内阁首辅。当时齐、楚、浙诸当借题发挥,不遗余力地攻击东林党。叶向高极力保护了东林党人。被东林党的政敌指责为东林幕后党魁。

此时,这位被指的幕后党魁,堂而皇之走上前台。

紧随叶向高之后,重新出山的东林老君还有不少。东林元老刘元珍出任光禄寺少卿,叶茂才出任太仆寺少卿,年已古稀的邹元标任刑部右侍郎。

东林的另外两位元老,也被天启皇帝委以重任,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东林书院的第二任山长高攀龙,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都察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监察部加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明朝的官制左为正、右为副,那左都御史就相当于监察部长加总检察长。

走在护法前沿的东林少壮派,后来被称为东林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章、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也全部进入了中央权力中心。

天启二年,杨涟由兵科右给事中升为礼科都给事中,次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加副总检察长,短短三年,杨涟就由七品官跳到了正三品,连升四级。而东林少壮派二号人物左光斗也由七品升四品,为左佥都御史,相当于中央巡视组组长,东林的其他四君也相继受到重用,顾大章升为礼部员外郎,魏大中官拜吏科都给事中,周朝瑞位居太仆寺少卿,袁化中上任河南道御史,他们都是和杨涟、左光斗同榜及第的进士,在移宫案中跟着杨涟左光斗冲锋在前。

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是东林党人的辉煌岁月。史书描述这个时期用了四个字:东林独盛。

那么,“东林独盛”的大明政治,会出现怎样变化呢?

藉此,我们要先交代一下,东林党上台之前的大明政治生态。

在东林党蒸蒸日上的同时,大明政坛党派林立。一些中央官员按地域形成了宣党、昆党、齐党、浙党、楚党等。其中尤以宣、昆、浙党为盛。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宣党首领汤宾尹、昆党首领顾天峻、齐党首领亓诗教等均担当过朝中要职。碍于东林声势浩大,在联手打压东林党上,宣、昆、浙等党是一致的,成为拥有共同敌人的友党。

但是经过三宫案之后,东林人已经势不可挡。天启元年,可谓诸党退位,东林全盛。失势后的宣、昆、浙三党,为了保住朝中地位,后来竟然突破了道德底线,投靠了东林的天敌——宦官集团。可见他们完全是一群没有节操和原则,不顾国计民生的利益集团,于国有损,于百姓无益。

这是后话,暂不细述。 

“东林独盛”的大明政坛,开始集结列阵。内阁、中央六部等关键部门,遍布东林党人。上百位东林要员,占据阁臣、尚书、御史要位。这个阵势真是强大,其规模达到了自古以来清流士大夫执政之最。

后来东林的政敌给东林做了总结,列了一百单八将。其实这些所谓的东林人里,并不完全统一,是大有分教的。

按照派别,我认为,大致可主分三类:

一是温和派,以大学士韩爌、御史黄尊素等为代表。他们是东林的大脑,以元老和足智多谋者组成,代表东林的政治方略。

二是激进派,以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为代表,他们是东林教义的坚定信仰者与维护者,不与各种势力妥协,是东林的血性男儿、中流砥柱。

三是倾向派,以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为代表。他们并不师出东林书院,与书院也没什么同门瓜葛,只是同情东林人,与他们的观点相近。

无论怎么分,在天启四年时候,东林系吞吐八方,独领风骚,达到辉煌。

从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到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高攀龙杨涟率领东林大臣布满朝堂,用时十七年。拿现在的话来说,东林党从一个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用了十七年时间,这个奋斗期,不算短,也不算太长。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林党并不算党,甚至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伙。日本学者城井隆智曾经统计,当时在庙堂战争中跟着东林党走的官员,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是来自东林书院。这说明东林党在庙堂战争中占尽优势,但其优势来源却不在“党”,那么,其优势来源于哪里呢?

舆论,公理。

在后人评价东林党时,一些人把他们和一般党争集团混为一谈,把东林党参与的党争视为权力斗争。如果这样看早期的东林党,就未免庸俗化了。不能排除东林党也有利益权力诉求,但早期的东林党是个信仰集团,以儒家为坚定信仰,他们与各党之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信仰之争。可以说,他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再加上敢行动有内应,所以才在庙堂战役中屡战屡胜。

接下来,在这个“东林独盛”时代,东林大臣到底要干哪些事,有哪些政治作为呢?

有人说,东林党人在大明政坛除了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外,什么也没做。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这四年东林辉煌期,忧国忧民的东林人在政治上还是做了四件大事。

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那就是言论开放。

东林党的第一项政治主张,就是言论开放。早在万历年间,“东林先生”顾宪成就提出“开言路”上疏。执政后的东林内阁,更是旗帜鲜明地推行言论开放。因为东林人大多是言官出身,所以他们最在乎言路通畅。在东林人全面执政之前,明朝对言路的开放仅限于官僚群,主要保障言官的言论,但是,东林执政后,开放言路则是全国范围,由官及民。可以发言的不仅言官,不仅在朝的官僚,包括在野的庶民,所有人都可畅所欲言、纵论政治。

因为“开言路”,东林人激发了全民对政治的热情,掀起了全民“议政热”。同时“议政热”还带动了另一热——读书热。

史书描述,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东林书院迎来了第十七个秋会。以往东林秋会,最多也不过百十号人听讲。而此次规模空前,参会的学子,五湖四海、成千上万涌上来。并且,没来的学子也效仿东林书院,在各地掀起了读书讲学热潮。

这说明什么呢?是东林执政引发全国读书热。因为东林党人个个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们执政了,加深了人们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只有读好书,才有可能从政,实现人生理想。也许有人认为,书生不适合从政,但文化人和“书呆子”毕竟是两个概念,搞政治“书呆子”不行,但有文化的,一定要比没文化的政治素养高,这是不争事实。

开放言论,掀起议政热、读书热,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件大事是什么?

整肃吏治,整饬官员考核制度。

掌握了组织人事任命大权的东林党人,选拔干部的第一标准是清廉,因为高攀龙和杨涟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东林组阁期间,“外察”和“京察” 在东林时期执行得最严格,而且做了特别标记,官员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罢官,终身不再起用。

主导官员考核的是时任吏部尚书赵南星。面对腐败官场,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东林内阁的考核官员,绝对是动真格,不惜伤筋动骨。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内阁公布考核结果,因“素行不谨”等问题,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官员达338人,人数创有明二百年来之最。

   如此,确实令官场出现了“君子入仕”的盛况,当然,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严重隐患,那就是树敌太多。有人说,东林这种做法是排除异己,我说他们这是“为渊驱鱼”“水至清则无鱼”。他们打掉的官员,事实证明,确实还是大义大节上颇有问题。

   总之,经过东林新政后的大明王朝,官场一度出现了讲正气的清新景象。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保护工商业,提高商人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历朝都是重农轻商的,商人地位极其低下。

 基于这种思想,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商人大都采取打压政策。诸如汉高祖刘邦,就下过“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生意人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不准商人乘坐马车,并且对商人施加苛捐杂税,让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况并未出现改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商人说过这么一句狠话:“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朱元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这种人就是“游民”,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

朱元璋的子孙在轻商上,比起老祖宗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武宗朱厚照曾经“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把商人和演员娼妓划为一类,不让他们穿貂皮大衣。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更狠,对商人施加各种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打压商业,明万历二十七年,巡盐御史应朝卿,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应朝卿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自打万历皇帝打起了重税主意,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十分之三不干了,等到税负层层加码,十有六七的商人干不下去了,大部分商人濒临破产。

这种局面在晚明终于得到改观。

因为东林发祥江南,那里工商业发达,所以东林内阁的工商政策是相对开明的。东林元老、吏部尚书赵南星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就是说,工商业和农业,对国计民生同等重要。他们反对加重工商户赋税负担,要求皇帝“爱商恤民”。

对于东林党护商之举,也有人认为他们出于一己私利——维护本集团利益,说他们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团利益,但是我认为,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搞“诛心论”,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实事求是地说,东林党护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方向是进步的。

   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三件事。还有第四件事,最重要,也是东林人最在行的:

   激浊扬清,拯救社会道德风气。

天启时期的大明,病入膏肓,国道中落,道德沦丧。虽然在治国之道上,东林人不及张居正那般雷厉风行,但在道德和节操上,他们却体现了士大夫之范。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早期东林人也堪称正人君子。执政期内,东林人在道德方面率先垂范,使道德沦丧的大明,政风与世风,出现回春迹象。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明朝嘉靖年间,有个著名大清官海瑞。而杨涟等东林人的修为,一点也不比前辈海瑞差多少。

明朝学者吴应箕《楼山堂集》描述了杨涟当京官后的家境:

“夫涟何如人也?家徒四壁,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尽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

说杨涟家徒四壁,两袖清风,想送老母回老家,都置办不了一身像样衣服。当了大官之后,他从不收礼,家里没一件值钱的摆设。

左光斗他们的家境也和杨涟大同小异。为官廉政,两袖清风。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立下了同一个志向:做清流。关于清流的定义,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要做读书君子,清正廉明的正统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涟等人,就立下了这等壮志。说白了,这些东林先锋都是同志。“同志”这个词被现代时尚泛用,如今已经产生歧义、成为一个敏感词了,但事实上这是个非常神圣的名词。就像过去红色剧中经常听到的那样:同志,我可找到你了。这六个人就相当于此,可谓名副其实的同志:志同道合。

为什么他们立下清流之志?主要两个原因。

一是和他们的早期教育有关。这个我在前面介绍左光斗时已经讲了,左光斗从小受父亲影响,立志做个忠君爱国好青年。这是第一个原因。早期教育。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拥有同一个精神导师。初入官场的东林六君,经常光顾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东林书院。书院金牌主讲人、“东林先生”顾宪成的思想,那些充满热量和正气的语录,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庙堂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杨涟等东林君子,无时不准备用满腔热血来救世。如何救世?杨左等人的回答是:以身作则,做道德模范。他们和前辈顾宪成和海瑞一样,个个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儒学是天地间不变的真理。他们认为人人都按儒教道德学说严格要求自己,社会风气就能得到净化。

当然,他们的这种想法,在同朝的封建老官僚看来,过于天真,系“入戏太深”、“假戏真做”。但东林先锋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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