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偏方治不了清国大病
2017-07-31 08: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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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偏方治不了清国大病

 在晚清行将就木时刻,有人向曾国藩讨教“救国之道”。曾国藩给出了如下偏方——

曾国藩的偏方治不了清国大病

他说,治理天下的办法,在于如何运用孔孟的王道(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法家的霸道(指法家的刑狱杀罚一套暴力镇压工具)。提出盛世用王道,乱世用霸道,平时互为参用。

这个偏方管用吗?能救得了苟延残喘的大清国吗?且看曾国藩本人的实践结果——

作为晚清名臣,曾国藩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眼里,完全是不同的脸谱。在造反的农民军眼里,他是嗜血的头狼——“曾剃头”;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当时称天京)时,制造了早于日本侵华七十年的浩劫——南京大屠杀。他在整个过程中,不仅不对部下的胡作非为稍加制止,而且指使其弟曾国荃参与其中。

史料记载,湘军进入南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直杀得南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这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清人所说的伏尸百万也是有可能的。而屠城和对城市的毁坏程度也是历史之冠。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但到光绪登基的1875年,人口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复。

据传,由于曾国藩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当时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立刻收声。可见,这是一匹多么令人恐怖的“头狼”。

 但在“夷人”眼中,曾国藩却是另一张“温良”的面孔。

    “天津教案”验证了曾国藩“窝里横”的“圈中狼”本性

     1870年6月21日,因怀疑法国天主教堂“贩卖人口、虐杀婴儿”,天津发生数千名群众攻击教堂事件。包括神父修女、法俄国侨民和中国信徒在内的50人被杀,法国领事馆被焚。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兵临城下。朝廷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天津民众以为这位曾帅会像平“长毛之乱”那样痛击“夷狄”、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然而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赔偿“夷狄”损失46万两银,派使团至法国道歉。并且按照法国开出“杀人名单”,“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不问情节轻重,对本国“刁民”大开杀戒。

曾国藩办案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曾的声誉就此一落千丈。

有人认为这是曾国藩的一次外交失误。但我认为这是“圈中狼”必然表现。只不过之前人们尚未看清他的真实面目——终其一生,曾国藩践行的还是名为“中原王道”、实为“中原狼道”的四字基本原则:内残外忍

曾国藩在镇压内部“羊群”起义时,喜欢大开杀戒,甚至达到滥杀地步。就是出于信奉“乱世用重典”。在对外关系上,曾国藩主张凡事以“孔孟之道”应对,认为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显然,这也是老调重弹,无外乎儒家“怀柔远人”春秋大梦。

 正如王阳明的“心学”不能阻止大明王朝倒退一样,曾国藩的“王道”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灭亡。一切跳不出儒家圈子的理论,都不可能让中国出现质变。19世纪末叶,中外有识之士早已经看出,中原王道已到穷途末路。

首先是旁观者清。日本学者在《世界国尽》一书中,对“中国仁义五常”的不能“再造辉煌”的内因进行了犀利剖析。
  “清国的历史自陶虞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4000年,过去以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远播。可是因不肯引进现代文明,风俗渐衰,德智渐颓,他们还犹如井底之蛙,以为自己样样比他国行。真是可悲。”

其次,是身在此山中人,也对“儒教王道”痛定思痛。曾国藩的同乡维新派领袖谭嗣同指出:中华文明衰落,其根本在于教义。“夫欲变法,必先变教”。 

虽然谭嗣同的官场经验没有曾国藩多,但是其与世界接轨的新思想却是老朽曾国藩望尘莫及的。虽然这位年轻的维新领袖出师未捷身先死,大清既未变法也未变教,但是这个王朝很快的灭亡下场,验明曾国藩新瓶旧酒的偏方终归无法令腐朽之体跌向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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