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大将孙承宗要清君侧吓哭魏忠贤
2018-04-09 08: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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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没一个反的?乃至统兵打仗的臣子,也没有敢对皇帝说个“不”字呢?请欣赏本人新作《东林沉浮》选19—

东林大将孙承宗要清君侧吓哭魏忠贤

早在魏忠贤捕捉东林六君子时,他就担心一个人会反。

这个人就是掌兵的东林系官员孙承宗。

东林大将孙承宗要清君侧吓哭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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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伟,声音浑厚,文武全才,忠烈刚勇,是见证晚明败亡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而后转拜中允。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孙承宗出任应天乡试主考官,因试题上引用了自己语录而遭到党同伐异的保守同僚忌恨。我们知道,明朝实行保守封建制度,科举考试范围严格限定于四书五经,儒生只能为圣人代言,岂容你自我标榜自由发挥。孙承宗用自己的语录命题,这不是对圣人不敬吗?于是保守官僚们想通过干部考核将孙承宗逐出京师。危难之际,孙承宗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帮助,大学士刘一燝力保孙承宗,孙承宗得以相安无事。于是,从此与东林结下不解之缘。

天启元年即1621年,孙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给皇帝朱由校讲课,相当于准帝师。他讲课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赏。这一年,后金入侵辽东,辽东全线吃紧,朝中大臣认为孙承宗知晓兵事,推举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朱由校于是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兼任东阁大学士。 天启二年,广宁惨败,熊廷弼被罢免后,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辽东决断。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

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亲自镇守关门。扩充军备,整肃军纪,辽东前线面貌焕然一新。天启四年即1624年,就在东林与阉党决战年头,辽东前线却一片利好,孙承宗威望日盛。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史书评价,“关门息警,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也就是说,朝廷不再为辽东担惊受怕了,前线相对安定。

因为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急于扩张势力的魏忠贤也一直想拉拢他,曾派亲信向孙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孙承宗一声不响,没有任何回应。魏忠贤热脸贴冷屁股,因此忌恨孙承宗。魏忠贤迫害朝中大臣,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驱逐出京时,孙承宗正在巡视蓟州一带,得知东林受迫害,他想为东林人喊冤,但担心上疏皇上未必会亲自阅览,他了解到天启帝要过万寿节,于是以贺寿为由请求入朝,希望面陈意见。

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十一月,拥兵数万兵马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

这是不是要“清君侧”?魏忠贤得知此讯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直打转,急得直哭。可见,坏人也是怕不要命的,谁敢对魏忠贤动刀动枪,他也害怕。

天启帝对魏忠贤言听计从,不由也担心孙承宗此举会出乱子,于是命阁臣拟旨,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圣命:“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没有圣旨,不能私自离开前线阵地,否则严惩不贷,并由兵部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

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此行并没有带什么人马,原来是虚惊一场,忠烈之臣,打死也不敢反,于是又把跳出来的心放进了肚子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命令守城部队:如果孙承宗违抗圣命,踏入京城九门一步,就地抓捕!

此刻,留给孙承宗的就两条路:遵旨,造反。

本来,孙承宗此行的目的,就不是兵谏,而是上访告状。是魏公公想多了。不带一兵一卒,这样一个大帅,有什么筹码和东厂提督乃至皇帝抗衡呢?

为什么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为什么没一个反的?乃至统兵打仗的臣子,也没有敢对皇帝说个“不”字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说一说。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君主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专权下的僵化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处于主导地位,武将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沿袭两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设计,保证了皇家政权稳定,没实权的武将很难造反。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很差,就和他们的兵制有很大关系。两宋时期,军队的招兵,统兵,调兵是分离的。宋朝的开国者赵匡胤原本是后周一武将,发动兵变做了皇帝,为了避免别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开创宋后,在军事上搞三权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统兵,枢密院调兵,他们都对皇帝负责,确保兵权在皇帝手上。但是,却不能确保军队强大。更不能保证军事人才辈出。

明朝的情况与宋朝大同小异。明军最多时常备军即有二百万之众,但究其实质,这是一支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明朝的军制实行军户制,即常备军由全国约两百万军户提供兵源,这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出壮年男子一名从军,世世代代相因不变。朱元璋当年制定此策,不过是为了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以避免军人拥兵自重的后果。终明朝一世,文官总是以总督或巡抚的高级职位处于冲锋陷阵的武将之上。甚至后来,皇帝派出亲信的太监出任监军。太监指挥武将作战,地位也在武将之上。一个战功显赫的武将,在皇帝眼里,还不如一个只会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环境下的武将,纵然想反,反得成么,能有多大作为呢?

我们看后来明朝的将官,在危机时刻,有向外敌投降的,但却没有独立起兵造反的,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名将大帅,君主一出场,他们便唯命是从。

而东林党受迫害,情况也是这样。同党遭难,前方统兵的孙承宗望而却步。比起前辈岳飞来,孙承宗甚至都不算个武将,只是个懂军事能领兵的文臣。这样的臣子,受到三纲五常束缚头脑和朝廷掣肘的程度更严重。

我们不妨试想,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对于像孙承宗这样的文臣,难以想象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来。儒家忠君思想和军制上的束缚,令孙承宗这样的儒将早已断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脉。

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残留的东林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抱着只要是圣旨就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信念。或许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便能如此狐假虎威,为所欲为。

孙承宗回到驻地之后,耳听着东林血案酿成却无力回天,与张居正一倒戚继光亦倒一样,不久,朝廷的弹劾便开始指向了他。魏忠贤两大马仔崔呈秀和徐大化分别上疏,说孙承宗有狼子野心,客氏的亲随御马监涂文辅也前来助阵,说孙承宗结党营私,是很多不法之徒的总后台。

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十月,孙承宗愤而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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