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八老为何反对阳明心学主张实学
2018-01-25 08: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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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新作《东林沉浮》由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不日全面上市,敬请欣赏选节4——

 东林八老为何反对阳明心学主张实学

东林书院到底是干什么的?

从形式上来讲和一般的书院也没什么不同,就四个字:聚众讲学。

东林八老为何反对阳明心学主张实学

东林书院并不是一个全日制学校,也不是成人夜校,而是一个“月校”,讲学采取大会小会相结合。每月一小会,会各三日。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也就是说,东林书院的 “院长”按照传统叫法称“山长”,顾宪成是第一任山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每次大会的主持人则不一定是山长,而是采取推举制推举,称“主盟”,且每次会讲推举一次,相当于现在的“大会秘书长”。每次会讲,由主盟邀约主讲嘉宾,讲课之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每会设茶点,临会午、晚饭四人一席,“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

      有会期,有主持,有主讲,有招待,有茶点,有文集。

      这个阵势,显然不次于现代大型论坛会。

东林书院的会讲形式,在当时来看,并不新奇,但是会讲内容却别有洞天。一般学堂和书院只是围绕大明科举指定教材“四书五经”来讲课,是应考或纯学术性的,但是东林书院讲的内容不限于学术,而多涉及时政。用当时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每会先由主讲嘉宾说《四书》一章,之后会员就开始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联系时政,来评价国家政策的是是非非、政治人物做的好与坏。东林书院请的主讲嘉宾,大都不是在官场被排挤、就是被边缘化的官员,所以他们对时事政治看得非常透,也敢于大胆讲话,这种讲风就吸引了很多听众。尤其是对年轻学子和基层官员,特别具有吸引力。

说到东林书院的主讲人,顾宪成的好友赵南星邹元标只是友情客串,另外还有围绕在顾宪成身边七个亲友,才是主力。他们与顾宪成同台讲学,这八大主讲人构成了东林书院的灵魂核心。时人称之“东林八君子”。他们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和叶茂才。

   顾允成,江苏无锡人,顾宪成胞弟,万历十四年进士,初任南康府教授。万历二十一年,争国本时,顾允成也是个积极“立长派”,上疏直谏,认为绝不可废长立幼、并封三王。不久被贬官。顾允成没有领旨赴任,而是请辞归家不再复出。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顾宪成亦遭革职还家。顾允成遂成兄长第一助理,筹划重修东林书院,聚集有识之士。

高攀龙,江苏无锡人,顾宪成老乡。他从小喜读书,非常懂礼节。六岁开始读书,十二岁学写八股文,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七年进士。与清流三老前辈一样,他的仕途也很不顺,初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因为上书说了几句皇上不大爱听的话,被贬到地方基层工作,又逢丧父,于是回家守孝,一守三十年。也就是说,朝廷三十年没有用他。清闲在家的高攀龙阅读了大量藏书,达到了很深境界——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修身养性,三十年从未间断。闻听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他慨然相助来奔,后成为东林党第二代领袖。

刘元珍,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后升为南京兵部郎中。万历三十三年即公元1605年适逢“京察”,刘元珍牵涉其中而被免官回乡。他是著名正直官吏,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注,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局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刘元珍遭到罢免后回到家乡无锡,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抨击时政。

安希范,江苏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安希范因直言进谏而惹怒万历皇帝,遂遭贬斥。安希范自罢官以后,一面与顾宪成等诸友好友品书谈道,探究身心之学。一面开阔视野,游览各地名胜。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安希范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

钱一本,江苏常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初任庐陵知县,后任御史。后因上疏皇帝而遭诬陷,被贬为民。此后钱一本隐居在家,潜心研究《六经》诸书,尤其擅长《易》学。后受顾宪成邀请,分主东林书院讲席。

薛敷教,江苏武进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因上疏忤旨,被勒令回籍。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夏天,薛敷教被重新起用,任命为凤翔教授,不久后提为国子监助教。次年,因为赵南星鸣不平而被贬,借母亲病故辞官返乡,此后再未出仕。薛敷教归家后始终在家隐居,后来受顾宪成兄弟及高攀龙力邀,在东林书院讲学。

叶茂才,江苏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万历四十年,因朝廷党争排斥东林,他不满而辞官回乡。之后,叶茂才便在东林书院讲学。他提倡公论精神,认为“天下事非一家私议”,给东林书院打开了一扇议政天窗 。

以上八君,始终是东林书院的台柱子,他们的画像一直挂在东林长廊,伴随着书院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名震寰宇。可以说,东林的根基,就是此八老建立,称"八老建党"亦不为过。

公元1604年即万历三十二年春,东林书院举行第一次大会,首任山长顾宪成被推举为第一次大会主盟,称“东林先生”。他赵南星、邹元标这二位友情客串的资深清流,合称“东林三君”。与“东林八君”一道,这些“老君”成为东林书院门徒尊奉的教主式人物。

国有国法,院有院规。顾宪成是个天生的精神领袖,为把书院办成“士读圣地”,“东林先生”还给东林书院制定了校规——《东林会约》。

《东林会约》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

所谓“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 第三要“尊经”,第四要“审几”。

所谓“二惑”,一是有的人认为讲学“迂阔而不切”,又“高远而难从”,二是有人认为“学顾力行”就可以了,讲学是多余的,用不着。顾宪成认为以此两点理由反对讲学就是“二惑”,应当加以破除。所讲即所行,所行即所讲,讲行统一,学用一致,就不为多余。

所谓“九益”,就是为学讲论的几大好处。第一,讲学能希贤希圣,进到人的最高价值领域。第二,是宣传治道、教化百姓的好时机。第三,会讲是修心养性的重要方式。第四,听讲能超凡脱俗。第五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第六,会讲可以使人广见博闻。第七,起旧图新。第八,使人感到教育的责任和力量。第九能弄清求学的根本宗旨:“明道”,从而立言、立功、立节。

所谓“九损”,是讲学中常犯的九种错误,提醒学者加以警惕,竭力避免。第一,比昵玩狎,鄙也;第二,同党伐异,僻也;第三,假公济私,贼也,第四,评论是非,浮也;第五,谈论琐怪,妄也,第六,文过饰非,估也;第七,多言人过,悻也;第八,执事争辩,满也;第九,道听途说,莽也。

以上《东林会约》,最核心的是“知本”两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正统地位,摒弃阳明心学虚夸学风。

      可见,东林书院继承的是儒家正统学脉理学,反对王阳明的心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兴盛于明朝中期的阳明心学,到了晚明,已成流弊:造就了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

    我们知道,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这两千年中的大一统王朝自汉以降,一直是尊儒家为正统价值观。但是所谓儒家学说自孔孟之后,也是变化发展的。自从宋代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北宋五子开创的新儒学,在南宋分为朱陆两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学则进一步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为封建君主统治正统要义。

     而至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壮大,一股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猛烈冲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常礼教观念。王阳明心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一个官宦人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已表现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迈,其命运也颇不平淡。尽管天资聪颖,但王阳明的仕进之路不算很顺。他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八岁,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累官至兵部尚书。王阳明政治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任职赣南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因立此功,被封信建侯。但总得来说,他的宦途不太顺。正德年间因为得罪权宦刘瑾被贬谪,嘉靖年间则因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时候还不准其爵位子孙世袭。

     比起政治落寞,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瞩目。结过艰苦卓绝的现实磨练,他成就了自成一说的心学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但是,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知道,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皇帝还这么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一言以蔽之,心学即王歪理邪说。

    然而,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突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万历十二年,在张居正死后,一些阳明弟子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皇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王阳明从祀孔庙。

但是,正统儒家士大夫依然对心学不屑一顾。尤其对王学末流,更是嗤之以鼻。

     作为东林书院的主盟,顾宪成就对阳明白眼相对,他批判心学末流,称其空疏浅薄,流于禅学,形成了不正的空谈之风, 跟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顾宪成为东林人高举的是接地气的实学,读书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和国家政治。“东林先生”主张,知识分子要回归儒家道统、敢于直面现实、干预政治、关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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