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东林沉浮》由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不日全面上市，敬请欣赏选节4——

 东林八老为何反对阳明心学主张实学

东林书院到底是干什么的？

从形式上来讲和一般的书院也没什么不同，就四个字：聚众讲学。

东林书院并不是一个全日制学校，也不是成人夜校，而是一个“月校”，讲学采取大会小会相结合。每月一小会，会各三日。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也就是说，东林书院的 “院长”按照传统叫法称“山长”，顾宪成是第一任山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每次大会的主持人则不一定是山长，而是采取推举制推举，称“主盟”，且每次会讲推举一次，相当于现在的“大会秘书长”。每次会讲，由主盟邀约主讲嘉宾，讲课之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每会设茶点，临会午、晚饭四人一席，“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

      有会期，有主持，有主讲，有招待，有茶点，有文集。

      这个阵势，显然不次于现代大型论坛会。

东林书院的会讲形式，在当时来看，并不新奇，但是会讲内容却别有洞天。一般学堂和书院只是围绕大明科举指定教材“四书五经”来讲课，是应考或纯学术性的，但是东林书院讲的内容不限于学术，而多涉及时政。用当时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每会先由主讲嘉宾说《四书》一章，之后会员就开始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联系时政，来评价国家政策的是是非非、政治人物做的好与坏。东林书院请的主讲嘉宾，大都不是在官场被排挤、就是被边缘化的官员，所以他们对时事政治看得非常透，也敢于大胆讲话，这种讲风就吸引了很多听众。尤其是对年轻学子和基层官员，特别具有吸引力。

说到东林书院的主讲人，顾宪成的好友赵南星邹元标只是友情客串，另外还有围绕在顾宪成身边七个亲友，才是主力。他们与顾宪成同台讲学，这八大主讲人构成了东林书院的灵魂核心。时人称之“东林八君子”。他们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和叶茂才。

   顾允成，江苏无锡人，顾宪成胞弟，万历十四年进士，初任南康府教授。万历二十一年，争国本时，顾允成也是个积极“立长派”，上疏直谏，认为绝不可废长立幼、并封三王。不久被贬官。顾允成没有领旨赴任，而是请辞归家不再复出。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顾宪成亦遭革职还家。顾允成遂成兄长第一助理，筹划重修东林书院，聚集有识之士。

高攀龙，江苏无锡人，顾宪成老乡。他从小喜读书，非常懂礼节。六岁开始读书，十二岁学写八股文，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七年进士。与清流三老前辈一样，他的仕途也很不顺，初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因为上书说了几句皇上不大爱听的话，被贬到地方基层工作，又逢丧父，于是回家守孝，一守三十年。也就是说，朝廷三十年没有用他。清闲在家的高攀龙阅读了大量藏书，达到了很深境界——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修身养性，三十年从未间断。闻听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他慨然相助来奔，后成为东林党第二代领袖。

刘元珍，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后升为南京兵部郎中。万历三十三年即公元1605年适逢“京察”，刘元珍牵涉其中而被免官回乡。他是著名正直官吏，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注，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局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刘元珍遭到罢免后回到家乡无锡，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抨击时政。

安希范，江苏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安希范因直言进谏而惹怒万历皇帝，遂遭贬斥。安希范自罢官以后，一面与顾宪成等诸友好友品书谈道，探究身心之学。一面开阔视野，游览各地名胜。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安希范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

钱一本，江苏常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初任庐陵知县，后任御史。后因上疏皇帝而遭诬陷，被贬为民。此后钱一本隐居在家，潜心研究《六经》诸书，尤其擅长《易》学。后受顾宪成邀请，分主东林书院讲席。

薛敷教，江苏武进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因上疏忤旨，被勒令回籍。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夏天，薛敷教被重新起用，任命为凤翔教授，不久后提为国子监助教。次年，因为赵南星鸣不平而被贬，借母亲病故辞官返乡，此后再未出仕。薛敷教归家后始终在家隐居，后来受顾宪成兄弟及高攀龙力邀，在东林书院讲学。

叶茂才，江苏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万历四十年，因朝廷党争排斥东林，他不满而辞官回乡。之后，叶茂才便在东林书院讲学。他提倡公论精神，认为“天下事非一家私议”，给东林书院打开了一扇议政天窗 。

以上八君，始终是东林书院的台柱子，他们的画像一直挂在东林长廊，伴随着书院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名震寰宇。可以说，东林的根基，就是此八老建立，称"八老建党"亦不为过。

公元1604年即万历三十二年春，东林书院举行第一次大会，首任山长顾宪成被推举为第一次大会主盟，称“东林先生”。他赵南星、邹元标这二位友情客串的资深清流，合称“东林三君”。与“东林八君”一道，这些“老君”成为东林书院门徒尊奉的教主式人物。

国有国法，院有院规。顾宪成是个天生的精神领袖，为把书院办成“士读圣地”，“东林先生”还给东林书院制定了校规——《东林会约》。

《东林会约》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

所谓“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 第三要“尊经”，第四要“审几”。

所谓“二惑”，一是有的人认为讲学“迂阔而不切”，又“高远而难从”，二是有人认为“学顾力行”就可以了，讲学是多余的，用不着。顾宪成认为以此两点理由反对讲学就是“二惑”，应当加以破除。所讲即所行，所行即所讲，讲行统一，学用一致，就不为多余。

所谓“九益”，就是为学讲论的几大好处。第一，讲学能希贤希圣，进到人的最高价值领域。第二，是宣传治道、教化百姓的好时机。第三，会讲是修心养性的重要方式。第四，听讲能超凡脱俗。第五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第六，会讲可以使人广见博闻。第七，起旧图新。第八，使人感到教育的责任和力量。第九能弄清求学的根本宗旨：“明道”，从而立言、立功、立节。

所谓“九损”，是讲学中常犯的九种错误，提醒学者加以警惕，竭力避免。第一，比昵玩狎，鄙也；第二，同党伐异，僻也；第三，假公济私，贼也，第四，评论是非，浮也；第五，谈论琐怪，妄也，第六，文过饰非，估也；第七，多言人过，悻也；第八，执事争辩，满也；第九，道听途说，莽也。

以上《东林会约》，最核心的是“知本”两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正统地位，摒弃阳明心学虚夸学风。

      可见，东林书院继承的是儒家正统学脉理学，反对王阳明的心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兴盛于明朝中期的阳明心学，到了晚明，已成流弊：造就了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

    我们知道，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这两千年中的大一统王朝自汉以降，一直是尊儒家为正统价值观。但是所谓儒家学说自孔孟之后，也是变化发展的。自从宋代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北宋五子开创的新儒学，在南宋分为朱陆两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学则进一步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为封建君主统治正统要义。

     而至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壮大，一股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猛烈冲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常礼教观念。王阳明心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一个官宦人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已表现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迈，其命运也颇不平淡。尽管天资聪颖，但王阳明的仕进之路不算很顺。他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八岁，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累官至兵部尚书。王阳明政治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任职赣南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因立此功，被封信建侯。但总得来说，他的宦途不太顺。正德年间因为得罪权宦刘瑾被贬谪，嘉靖年间则因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时候还不准其爵位子孙世袭。

     比起政治落寞，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瞩目。结过艰苦卓绝的现实磨练，他成就了自成一说的心学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但是，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知道，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皇帝还这么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一言以蔽之，心学即王歪理邪说。

    然而，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突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万历十二年，在张居正死后，一些阳明弟子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皇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王阳明从祀孔庙。

但是，正统儒家士大夫依然对心学不屑一顾。尤其对王学末流，更是嗤之以鼻。

     作为东林书院的主盟，顾宪成就对阳明白眼相对，他批判心学末流，称其空疏浅薄，流于禅学，形成了不正的空谈之风， 跟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顾宪成为东林人高举的是接地气的实学，读书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和国家政治。“东林先生”主张，知识分子要回归儒家道统、敢于直面现实、干预政治、关注民生。